寻觅世界文化名人、教育巨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安徽休宁县万安镇的足迹，为了不可忘却的永久记忆。
（一）
“黄山白岳 畸士英英”（于右任赠休宁吴X X题词语）。黄山山下的徽州歙县、白岳山下的徽州休宁县共同孕育的伟大的陶行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陶行知是近代中国伟大教育家、教育思想家、民主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战士、外交家、演说家、书法家、音乐家、大众诗人、文学家、伟大爱国者、堪称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4年授予陶行知先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授予陶行知先生为世界十大教育巨人之一。
毛泽东：“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宋庆龄：“万世师表”。
朱德：“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的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
周恩来在1946年7月25日上午，得知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严重威胁下，劳累过度、刺激过深脑溢血临终前赶至陶行知住处，拉着陶行知尚未僵硬的手说：“陶先生你放心过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的，……朋友们都将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刻的！” （周恩来全集有四处提到陶行知）
邓颖超称：“陶行知先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
徐特立（1877—1968）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毛泽东主席的老师。年长陶行知14岁，但他虚怀若谷称赞陶行知：“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常尊敬他为师，我与故旧通信，署名常署师陶”。
董必武：“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
林伯渠：“行知先生是人民大众教育家，是中国共产党最亲近的朋友，要学习陶行知的实际精神，开展边区文化教育，以纪念陶行知”。
吴玉章：“陶先生思想正确，见识高超，他的精神不死，他的功业永垂不朽，万古长存”。
蔡元培：一生致力中国现代教育文化事业，对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大力支持，27年10月2日以晓庄师范董事长身份视察晓庄学校，肯定、提倡“教学做合一”之思想原则，并亲书陶行知信仰原则18条，贴于晓庄学校墙上。
宋美龄1929年亦曾陪同蒋介石参观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在重庆时陶行知因教育事业需要，与宋美龄多有交往，宋对陶行知的为人与事业也表示钦佩。陶行知在1938年11月日记中也曾写到“蒋夫人表示深信，弟办教育事业是真正为老百姓”。
郭沫若：“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与陶行知一起搭船赴美留学，并在1915年先后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此后，在教育战线并肩战斗32载，对陶行知有极高评价：“像陶行知这样的人格、道德、学识、能力、才气，莫说中国不多见，即使在欧美各国亦不多见，可惜他生活在此时的中国，使得他不能尽量发挥才力，否则他早替国家民族做了很多福国利民的事，有了很大的贡献了”。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1882—1948）戎马一生，生性豪爽，嫉恶如仇，他与陶行知在爱国、爱民思想上是那么一致，故在陶行知先生纪念册上题词“永久不死，冯玉祥敬题”。
翦伯赞（1898—1968）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应邀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以重庆凤凰山上的古圣寺作校址）授课，发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奇迹后著文中写道“假如我有权更改这座寺院名字，我一定把他改名为‘陶圣寺’，以纪念这位‘孔子之后的孔子’”。
胡乔木同志1985年9月在陶研会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指出“陶行知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
李鹏同志1986年8月15日在发表文章称“陶行知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爱到他直接教诲的时间十分短暂；但他的为人、思想、作风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之深，确实对我当时少年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受益匪浅’”。
茅盾：“他的倒下将发出震天动地的震响，这震响将在千千万万人心中起回应，这震幅之广阔将于中国的每一角落”。
李维汉：“陶先生是人民大众亲切的朋友导师和领袖，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了人民，又锻炼了自己的思想、才能、道德、文章，成为一代完人”。
邓初民：“陶行知主义是‘人民至上主义’，他能真正从人民大众的粗皮肤、笨手笨脚中看出壮美，他从人民大众毛下浸汗的身上嗅出特别的香味来。陶行知是中国思想界的圣人”。
郑振铎：“行知先生是一个敢说敢做的大教育家，他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民主斗士”。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段话“想到我亲切结识的盖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人，而陶先生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莫笑我把服务社会的教育家和秉国钧的政治家毛、周二公相提并论为可怪，须知三位先生大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的襟怀气概都卓然地向着全人类，然没有局限，从而三位先生在我的心中实同一钦重的”。并于1951年亲来万安，体验陶行知故里风情，体察陶行知成长轨迹。
江泽民：“陶行知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要树立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精神”。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谈学习方法时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诗写道‘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个问，禽兽不如人，这在不会问，智者问的巧，愚者问的笨，人力胜天工，只有每事问’”。
温家宝总理在多种场合提到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中国的乡村，应立足开展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而不应该一味求追求升学教育，农村教育要为改变家乡，改变农村，改变生活而设计。
张劲夫（原任国务委员、曾任安徽省委书记、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名誉会长）多次发表文章纪念陶行知，出版《思陶集》、赞陶行知为“中国的脊梁”一类优秀人物。
中国中陶会己故会长刘季平（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集毕生的思考与体验认为，我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
2011.2.26暨南大学老校长王越去世,亨年108岁,在王越眼中,陶行知是教师第一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日本友人斋藤秋男，一个日本士兵1945年在中国放下了武器，在武汉街头发现了陶行知主办的《民主》星期刊读后即被文章报吸引，对他的人格精神越来越敬佩，坚信把陶行知介绍到日本，有利于开辟日本和平民主新道路，此后三、四十年从事陶行知研究，对陶行知人格的伟大、教育思想的卓越体会最深，从陶行知身上受到了鼓舞，明确了人生真谛，并三次到中国考察访问陶行知踪迹，也来过休宁万安，并对陶先生在万安的家世及各项遗迹如数家珍。认为“陶先生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也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模范，我们都应该学习他”，在日本，有很多人了解和爱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陶博士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的……在美国，大家都知道陶博士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美国贤明大将军、法学博士称“陶行知去世，中国失去了一根光明与真理的支柱”。
加拿大文幼章博士、美国援华会总干事毕莱士、联邦德国汉学家E·内克曼……等对陶行知等均有研究、并高度评价。
印度国父圣雄甘地1937年8月14日曾邀请陶行知作报告，“中国人民教育运动”一文在印度发表。甘地称陶先生的报告，文章，“在印度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印度学界泰斗泰戈尔称：“陶行知不仅是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
越南，国内音乐学院教授胡慕罗：我曾经多次跟朋友讲起，在抗战时期，中国民主人士、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了育才，培养幼苗的教育。他的为人、道德、品格甚至名字的意义……令人敬仰、仰慕。
（二）
对其出生地，陶行知先生1916年2 月16日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J·E罗素（非哲学家罗素）的信，该信主要介绍自己的出生地、学历及终身事业计划写道：“（一）学历、生于徽州，14岁入耶稣内地教会学堂……”。
陶先生对自己出生地之表述，科学、客观、真实，具权威性，也给后人对其出生地留下了想象空间。
陶公在休宁·万安的历史渊源应追朔到其祖上数代。据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权威史料刊载：“陶行知祖籍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始迁祖’明子公由浙迁皖，定居歙之西的古溪，十一世祖陶舜廷再分支迁至歙之西黄潭源村，再传至十四世祖允禄公，此即陶行知祖父（当年在休宁万安经营酱油为业）。陶行知之父兄弟四人，其父系家中长子，字位朝，号筱山，早年入读私塾和经馆，知书达理，成年后，以经营祖传于休宁万安镇的‘亨达官酱园’为业”，黄潭源家中尚有田地四亩，在当地可谓殷实之家”。
史料记载：“陶行知出生时，家境相对殷实，然而好景不长，陶行知三岁时，家境便开始中落，先是亨达酱园经营不善，入不敷出，接着陶父辈兄弟四人闹着分家，只好将酱园盘让给曹氏姻亲，此后一家人只好归里（黄潭源村）耕种四亩祖业田”。上述记载则点出了其出生地为休宁万安。
陶外祖父曹振庸祖上为绩溪七都人，“陶母曹氏，名翠仂，兄妹十人，排行第二，外祖父、陶母当时定居休宁万安涨山铺，家父也以经营在万安街的酱园、粮食为业。两人（陶父、陶母）经由明媒正娶后，在万安成婚，成家。不久长女宝珠诞生，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诞生”。
根据上述史料及学者多年前之研究成果及近期桑梓文化深度挖掘，证实陶行知祖籍歙县，是歙县人，但祖籍地不等于出生地，因陶、曹两家祖辈均己从歙县、绩溪移民万安，从商立业，出生地为休宁县万安镇是十分确切和有根据的。
（三）
陶行知先生在休宁万安镇之桑梓地生平轨迹追踪：
陶家之祖传（始于何时待考）亨达官酱园，座落于万安镇老街现门牌号为“休宁万安镇下街70号”，位于万安至屯溪巷口对面，今面貌依旧保存完好。陶行知外祖父曹振庸全家居住地亦即陶行知幼年居住地，据外祖父之表弟曹伯鸿（即陶母之外甥）之媳妇章月英（现年85岁，现居万安街下街81号）介绍证实：当年她曾去叔婆家陶外祖父家探亲，陶外祖父家曹振庸居住于涨山铺，现门牌“万安镇万新村新河30、31号”，原址还在。据涨山铺村民方拾斤回忆，早在80年代曾听万新村老村长汪奕文（当时80余岁）与涨山铺生产队长胡来发（当时70余岁）谈天，说过休宁一些名人史：提到陶行知时说，陶行知家庭就住在涨山铺“老八房”（即今万安万新村新河30、31号），老八房是二层建筑，左右二边，共十六间，规模稍大，当年陶行知外公外婆、父母、陶行知皆住在此。
陶行知之表兄弟曹伯鸿、曹子云、曹念东均分别曾居于万安老街，各自为业。
陶行知1891年出生后，三岁时随父母返歙县黄潭源村，又三年后（1898年）因外祖父喜其聪慧遂留在身边加以培养，加之其父当年也在万安谋得“册书”一职，赁居涨山铺。陶行知七岁时重返万安镇，师从吴尔宽，吴经馆座落于现万安镇皂夹巷2号，吴尔宽古宅紧邻门牌万安街皂夹巷3号。经馆读书处和吴尔宽古宅遗址尚在，保存完整。吴尔宽古宅属花园式建筑，规模较大，现为吴后代三房分别掌管，保管完整，风采依旧。陶行知在此攻读连续达五年之久，十一、二岁时返回歙县。
此后陶在十七岁赴杭读书前，因外婆家及表亲皆居住在万安，陶父及陶行知亦常奔波往返于休、歙两。一直延续到后辈不断往来，陶之三子陶刚（三桃）抗战时在屯溪皖中读书，常住万安表叔曹伯鸿家，陶行知1937年11月29日家信说“我已知道三桃己到屯溪，已写信告诉他，他一个小孩子要做三件事，第一做人的大道理要明白；第二遇患难要帮助人，肚子饿让人先吃饭，没饭吃时要想法子找出饭来大家吃；第三要勇敢、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陶之四子陶诚（四桃）1983年曾特意走访万安探亲、寻根。
徽州最长的一条老街即休宁万安老街，长达近五华里，清未民初时有商铺近一百五十家左右，是陶行知少时读书每日必经之地，亦是后来常往来之处。
（四）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之地对陶行知产生重大影响。
休宁三位女性成就了陶行知。
母亲：曹翠仂，祖籍绩溪县，休宁万安人，是一位善良、勤劳、朴实、好学的伟大女性，陶行知毕生事业的坚强保证与后盾。陶行知有诗赞：“吾母治家，最为勤俭，连剃头都是她一人包办，她剃过父亲的头，剃过我的头，剃过桃红、小桃、三桃、蜜桃的头，这把剃头刀，亦即传家宝”。57岁时，带头参加办在家中的“笑山平民读书处”，由孙子陶晓光当她的小先生，学到第六天，竟能读懂陶行知写给她的信，并在6个月完成学业，她以一生勤俭与奉献实践对儿孙的爱与事业的无私支持，深受全家儿孙尊敬。
原配夫人：汪纯宜，休宁石门庄人（现梅林乡惠门庄，紧邻万安镇），三岁时父母双亡，与陶行知是旧式婚姻，心地善良，对夫关切，婚后陶行知即赴美留学，她担负起家庭重担。育有四男即：陶宏、陶晓光、陶刚、陶诚。子孝顺、婆媳、夫妻、姑嫂关系融洽，一生焦虑，因陶尽瘁国事常外出奔波，令夫人不断担忧，担惊受怕，体弱多病，在陶母、陶妹故世后，陶与大儿子在外，一家重担全落在她身上，1936年病逝。
陶行知之妹：陶文美，其夫张执一逝世后，她一直与陶行知家生活在一起，挑起料理家务重担，被侄子称为“慈母”，陶行知称：“我之所以能够专心为社会做事，全靠她治家得宜，免除我后顾之忧”。
陶行知曾痛哭三位伟大女姓：“母亲、纯宜妻、文美妹，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姓，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
另一位伟大女姓陶行知续弦：吴树琴，休宁秀阳溪头人，距万安约五公里，1939年在重庆与陶结婚。安徽省省立隆阜四女中（今隆阜中学）毕业后赴上海即由人介绍认识了老乡陶行知，由陶行知介绍读大学，毕业于上海中法大学。据陶行知孙女陶鹤回忆：祖父和吴女士他们都是善良、诚恳、正直，有着高尚品德的人，克服了年龄障碍，走到一起是很自然的，在祖父为国家、为民主、为育才的生死存亡进行的奋斗中，还要受当时国民党的压迫的迫害，可以想象是处于多么危难之境地（原配夫人1936年逝世），在祖父生命最后的七年中，有了吴先生的陪伴，他说“自己是幸福之人”，“是一只狮子……有整个宇宙待我整顿，我是何等高兴啊”。她不但对陶行知的事业予以支持，并不惧安危，多次挺身而出保护陶行知，对陶家子弟亦视为已出，关爱备至，在陶先生去世后，以写文章、演说等方式为学习宣传、研究、弘扬陶行知思想，积极支持中陶会，许多省市陶研会的工作，并把珍贵的大量文物和文献资料无偿捐献给南京陶行知纪念馆，上海名人事迹馆……。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陶公事业继承者、陶公精神宣传者和实践者，陶研事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亦是休宁一位伟大的女性。
思师教诲，国学儒学根基在万安奠定。
陶行知七岁师从恩师吴尔宽（1865—1925）字仲容，休宁万安人，12岁中秀才，后屡试未第，故绝意功名，设馆收徒，为国育才。吴先生学识渊博，诲人不倦，著有诗文，今散佚。（据黄山学院教授黄澍先生，万安人，现年93岁回忆，当年陶父位朝，曾找到黄父黄子良，清禀生，要将其子陶行知在歙启蒙后续读，送到其创办的位于万安上街轮车私塾就读，黄父因路途关系建议将其子送到中街吴尔宽先生经馆为好，与居地路途较近，遂到吴馆读书，在吴尔宽处开始寒窗生活，行知攻读了《四书》、《五经》，连续近六年，写作上行知才思敏捷，诗文出众，才气崭露头角，深得吴先生赏识。据吴尔宽古宅住户陈涓卿曾追思介绍，有一次下大雪，吴尔宽为其弟子授课，行知立于门外，雪天之下不敢惊扰，直至吴尔宽看见，感叹曰：古有程门立雪，今有吴门立雪。难得！难得！14岁陶拜别恩师，临行前恩师勉励行知珍惜时光继续深造。万安学业结束在国学根底奠定后，陶行知后回歙县，入了基督教会崇一学堂，接受西方教育，东西方文化交融更开阔了视野，署假时亦常来万安探望外祖父、亲友与恩师。据吴尔宽后辈回忆，陶后在南京时曾邀吴恩师前往执事，后因年岁等因素未果，足见陶行知在万安就读受益匪浅，师生情谊甚笃。
信奉还古 改名行知
陶行知少时曾生活在万安，当时徽州书院发达，最著名的两所为崇朱熹思想的歙县紫阳书院的崇王阳明学说的休宁古城岩下的还古书院，两所书院在明清学说史上对立近百年，古城岩水蓝桥与涨山铺很近，是陶少时常去的地方。自1910年重归金陵大学后，陶“开始研究王学”，即王守仁（王阳明）的哲学，此学说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加之任教于金陵大学的司徒雷登，自称王守仁是自己“特别喜爱的一位哲学家”，另一位执教于金陵大学的亨克博士，编译过《王阳明的哲学》一书，经俩位老师之点拨，在一段时间的研究后陶开始“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陶原名“文浚”，故取名“知行”，1927年后在不囿王学，重视理论思维和独立思考，他提出与王阳明相反之主张，悟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于1934年7月16日发表《行和知》一文，改名“陶行知”，其中经历二十四年之摸索探寻，求得一切真知灼见均出自实践之真理，这与他少年在万安读书时接近古城岩下还古书院并受徽文化薰陶，所受潜移默化影响有关。
往来俱桑梓，谈笑尽乡音。
乡情为人生主流情感之一。中国图书馆先驱洪范五先生，祖籍绩溪，1893年生于休宁万安桑园村，与陶行知居住之涨山铺紧邻，小陶行知两岁，在陶行知就读万安吴尔宽经馆时，洪就读万安水南村吴华甫私塾，早出读书，晚归放牛牧马，稍长至万安益达酱园当学徒，少时俩人过往甚密，后与陶行知一起去歙县崇一学堂，南京金陵大学两度同学，后又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同事，洪氏在1921年，由美学成回国，当时暂居陶行知住所，迨洪氏柏园住宅落成，行知又移居柏园，桑梓之谊至深，由此可见。洪先后任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教授并兼图书馆馆长，两人一生多次合作，推动桑梓教育，联络各方发起人筹建安徽公学，陶行知、姚采文为正副校长，洪为董事，对陶举办晓庄师范，也给予大力支持，并曾为休宁万安徽州中学（现休宁中学）、隆阜四女师中学图书馆的建立、发展时常给予指导和帮助。
据洪范五后辈洪余智（范五三弟郁文之子）先生回忆：陶行知在南京家中曾为洪范五俩侄女取名“爱兰、爱珍”时，操一口流利休宁话。据安徽省陶研会原负责人所掌握的情况介绍，陶行知日常生活中亦是一口休宁话。
泪洒横江 思乡报国
陶公在十七岁（1908年春）时由休宁万安水蓝桥下，在成人后第一次离别徽州家乡乘船赴杭州就读，开启了走向社会步入世界之旅。二十三年后（1931.4.10），追摄作《献诗》一首：
“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竿白日，
一个怀着无穷希望的伤心人。
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的面上，
望到山、水、天合成一张大嘴，
隐隐约约地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
才慢慢地转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
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其自序写道“我十七岁之春，独自一人，乘船赴杭学医，父亲躬自送到水蓝桥下船，回想初别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今特追摄入诗，送别人竟不及见，思之泪落如雨。”
这首诗不仅表述了其父当年送别泪洒横江之情及对父爱的考思，而且将满腔思念万安故土之情倾于纸上，其写作时的背景是在晓庄学校被国民党军警强行封闭，本人遭通缉，被迫东渡日本，后由日本秘密返沪后背景下写就，五年后的1936年，受全国救国会和全国学联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重任出访欧、美、亚、非四大洲28国、宣传抗日救国、呼吁世界各国支持中国抗战，其意义十分深远。就在此次出访中，白求恩大夫听了陶先生报告并与先生亲切交谈后，十分感动，次年即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并成为中国人民的学习榜样。
古城岩矗立在万安镇的万寿山上，山上原有“吴王宫”即“汪华宫”遗址，为隋末起兵护郡境，并治六州（宣、歙、睦、杭、婺、饶），王宫联称“乱世据六州，保境安民，煌煌功绩垂千古，治平朝帝阙，忠君爱国，赫赫英名满神州”。古为县治、郡治之所在，山颠屹立一座宝塔，塔尖据传曾为明朱元璋指明方向，山麓河面上飞架十一孔之石拱桥，即水蓝桥，河水为横江，“古城山上山城古，蓝水河中河水蓝”，“夜静鱼吞月，春睛鸟谈天”，为古海阳八景之一“寿山初旭”之山光秀色，亦不能不是陶公乡恋之原因，“乡恋往往与爱国相衔接”（休宁商山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陶行知基金会会长孙起孟语）。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教育哲学家朱小蔓（曾于1968年—1970年在万安古城岩附近插队，经受了青年时代之磨炼）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片土地爱得深沉”。
1946年3月31日在陶公逝世前三个月时，曾为休宁溪头在渝亲属，包括吴树琴、吴恒勤（留学法国，曾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美术科工作）、程海峰（留学日本，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总会会长、后任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18年）、程霄羽等合影题诗一首：
“万里长江水、何处觅归舟？他乡同作客、一心念溪头。”
联系到上述十七岁摄景之诗，到此在世最后岁月所题之诗，表明陶公一生从始至终对休宁万安、休宁溪头桑梓之地之挚爱，对亲人之思念，情愫超凡、感人肺腑。
博观约取 民主萌芽
以“博观取约”（陶行知赠休宁乡友题字）的视野探索，陶行知出生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休宁万安当时是徽州一个商业、航运重镇，商业兴隆、帆樯如林、市鏖鳞比；在国难危急关头，历经百年沧桑的万安，已渐衰弱。陶行知出生后，陶家在万安家境二度中落（祖传酱园家业破产、其父册书一职被辞），直至陶行知17岁从万安起程离开徽州前，仍无起色、经济拮据、生活维艰，当时万安的社会万象及家庭环境在幼小的陶行知心灵里，打下了深刻烙印，丰富的人民性从此萌芽，加之陶父知书达理，言传身教，使陶行知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两度力挺共和的维新志士国学大师梁启超曾说过：“困苦厄运是人格造就的最高学府”。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对其以后的完美性格的塑造、人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陶行知语“我本是一个平民，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性路上奔了回来。”
陶行知后来在1918年3月（27岁）留美归来后，在南京高师任教务长时针对中国学龄前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指出：“人生所需要的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大半可以在6岁以前培养成功，6岁以前是人格陶治最重要的时期，所以学前教育不仅可以关系到一个人的一生，也关系到整个国家人的素质、国家的前途。”
国内儿童保健著名专家刘纪平教授近期在她的新书《一个儿保专家的育儿笔记》中指出，不断有最新的科学研究，从各个角度印证了“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话的科学性，并提醒广大家长，在婴幼儿期、学龄前期给予儿童符合各月龄和年龄特点感觉和运动刺激，可以促进今后各科学习能力的发展。
陶行知幼年在休宁万安、歙县两地成长和以后17岁走出徽州大地，成为人所同欣、世所共仰的一代伟人、完人、巨人、圣人的成长轨迹，桑梓之地对其人生的影响是陶行知人生造就的一个写照，一个幼儿学前教育成功的典型范例，陶行知毕生为国为民，奋斗不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爱满天下、情系桑梓
陶公17岁时，由万安水南桥下上船赴杭就读，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徽州大地的起步点，自后在他人生的38年中，亦在尽瘁国事，百忙之中，亦曾三度重返休宁故里。
第一次是在1911年（宣统三年）在二十岁时，在南京金陵大学署假时节，在国家危亡之际、陶公信仰孙中山学说‘主张民主共和’，在民主革命即将爆发之时出任徽州议会秘书，返回原休宁县屯溪镇，参加了阳湖余家庄及华山起义，投身家乡民主革命运动。
第二次是在1914年（民国三年）在二十三岁时，以第一名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于出国留学前，父亲去信，回休宁与汪纯宜完婚，并在万安作短暂停留。经走访汪家亲属，现居屯溪梅林惠门庄汪仲秀（现年85岁）述：其公公曾和她讲过，陶行知是他的亲姑爷，当年和他姑娘汪纯宜曾一同回惠门庄，探望亲友，老人忆及至此眼睛立放光芒、欢声笑容一片深情。
第三次是在1943年，陶公52岁，曾返回万安老街旧市一次。据现住万安街下街81号陶行知表弟曹伯鸿之媳章月英（现年86岁）回忆：我17岁（当年是1942年）嫁与曹家，18岁时是1943年，陶行知一行三人曾来我公婆家（现万安街益隆巷3号），并赠送籍一本与我丈夫曹天柱说，勉其好好读书，可惜此书至今已无下落。老人回忆当时陶行知一行三人来去匆匆，连茶水都未喝，即去休宁县城方向。另据曹家另一表亲曹晓柳，女，现住南京回忆也谈到此事，同样也收到过一本其生平之书籍，后被借阅遗失。（此处回忆，尚待考证）
（五）
桑梓教育、倾尽心力
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毕生尽瘁教育救国事业，对休宁家乡教育事业在百忙之中十分关切、倾注心力。
1922年3月陶行知先生（31岁）被推为：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总书记，与黄炎培等共同发起起草委员会简章，4 月，主持中华教育社总事务所成立，肩负所内日常工作，并调查全国教育状况。5月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十七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参与教育部及教育国际交流工作。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并担任“教育与辞典”特约编辑……等各项活动。百忙之中仍不忘休宁之桑梓教育，与洪范五等发起创立屯溪（原属休宁县管辖）隆阜女子师范学校（四女师）。并推荐休宁湖边人程宗泗（仲沂），程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任上海神州女校教务主任，经行知先生举荐动员回到家乡，出任四女师第一任校长。陶行知为此花费较大精力，在京沪一带聘请名校毕业生担任教员，派专人伴送至休宁屯溪镇到隆阜四女师。
1923年秋，陶先生游万里长城八达岭，遇车站工人刘君，赠陶得一块长城砖。陶先生对这块长城砖作瑰宝，辗转托人送到四女师。同年10月，陶先生在给程仲沂校长的信里说：“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及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的培育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
当年休宁北乡西村人、当地名绅金呜岐应邀去北京参加平民教育会议。会后，行知先生托她带赠四女师教科书和挂图，供该校开展平民教育试用，并详细询问了隆阜平民教育的开展情况。在行知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教育思想的影响与推动下，1923年与1924年，四女师连续办了好几期平民学校，当地读书的学生达2500多人。使学校在培养学生改造社会的能力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24年，平民学校报名学生中，隆阜有位69岁的老太太，陶先生认为是当时全国平民学校中年龄最大的学生。在给学校的信中陶先生说：“我要叫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好叫那些年富力强的人都奋发起来，再请代向这位老太太表示敬意。从前中国有70岁的老状元，现在有70岁的老学生、老识字国民，岂不是一件最可庆贺的事吗？”。
金呜岐想用四女师的经验要休宁家乡推行平民教育，陶先生得知后，认为“平民教育下乡”是一件大好事。在致金呜岐的信中鼓励说：“先生拟在北乡推行平民教育，欲将不识字之北乡化为识字之北乡，将黑暗之乡化为光明之乡。并表示先生尽力去做，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我们是没有不帮忙的”。
休宁北乡不是一个基层行政单位，它包括四个乡，近200个自然村。陶先生建议：“在西村先办试点”，并提出3条办法供金呜岐参考。金在陶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休宁北乡的乡村平民学校蓬勃发展。
西村胡映莲，在平民学校读书几个月后，于1924年3月26日给陶先生写信，汇报学习情况。行知先生接信后很高兴，于4月14日就复了她一封信，鼓励说：“你读了两个月的书就能写这样好的信，真是难得”。
吴立邦，休宁北乡人，时年13岁，对陶先生十分敬重，在四女师借读，他积极参加隆阜的平民教育，并多次给陶先生写信汇报学习和工作，请教各种问题。陶先生数次复信谆谆善诱，给予教育，使吴立邦茁壮成长。
1924年1月5日，他在给吴立邦小友的信里说：“世上有18岁的老翁，也有80岁的青年，要想一世到老都有青年的精神，就要时常与青年人往来，所以我很愿意和青年通信，尤其喜欢和小孩子通信。平时得了小孩子一封信如得奇宝，看过了即刻就回信……”。
1924年2月6日，答吴立邦小友的信称：“我现在最小的学生是4岁，最老的学生是66岁。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也都是我的老师。他们教我，我教他们，特别有兴味，我现在的老师和学生北至蒙古南至南洋群岛，西至德国，东至美州都有。不过徽州除你以外还没有别人愿意教我，并且从我学。你是我在徽州第一个老师，第一个学生，欢迎！欢迎！”。同年，吴立邦写信给行知先生，请教如何做诗？陶先生亦热情回信。
经陶先生热心推动，当时休宁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居前徽州地区（今黄山市）之先列。史料附表：
年份 歙县 休宁 祁门 黟县
学校数：1915年 36所 20所 24所 21所
1929年 99所 89所 21所 25所
学生数：1915年 908人 641人 627人 619人
1929年 3345人 4245人 790人 1045人
抗日战争时期，吴筱竹先生（休宁万安人，陶先生的朋友，曾在江苏无锡工厂推行过平民教育）率领了100多名青少年到休宁。吴筱竹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山海工学团。根据行知先生组织山海工学团制定的“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原则和乡村工学团的经验，这批青少年就在万安的郎源山下住下来，成立了山海工学团。抗战时，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经陶先生和姚文采先生的推动，南京等地学校内迁到屯溪，进行战时教育，抗战胜利后返迁南京外，留下之学校，1950年数校合并为皖南区屯溪中学即今日之屯溪一中。
上述史料为休宁各种史册所记载，表达了休宁人民对陶公感激怀念之情。
（六）
桑梓之地、感悟启迪
“幼年的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幼年教育是最重要教育”（陶行知语）休宁万安是陶行知幼年曾经生活和受教育的桑梓之地，亦是十七岁从万安水蓝桥下步入社会、走向世界的起步点。此一历史光辉一页和休宁万安古镇联系在一起，意义非凡。
历史不会重复，不能被磨灭也不能淡忘。陶公英年早逝但人生卓越，嘉言懿行，彪炳千秋，永垂天下。万安古镇作为陶公桑梓之地，乃休宁人民之自豪和骄傲，值得休宁人民世代敬仰和尊崇。
陶公为民主之魂、教育之光。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代表团祭陶行知先生文“人民需要陶行知这样的教育家”，“祖国需要陶行知这样的民主战士”，“陶行知是我们最优良的老师，是人民的朋友和领袖”。陶行知是休宁亘古第一人、是划时代之人民教育家、是世界文化名人、世界教育巨人。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陶家及其上代末能在休宁大地占一席之地，今日如能在休宁万安这片净土上有一席纪念之处，实现陶公诗言“屈指三万六千场，归老黄山终有日，此日终须到，此约今朝立，黄山与我愿母违”。留下陶公历史丰碑供世人永久敬仰，也是对逝者之追思，更是对其精神的宏扬和传承之世代最高尊崇。
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在1984年5月批准全国纪念性塑像名单，安徽徽州地区（今黄山市）仅两位，一是现代伟大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者和大众诗人陶行知，另一位是北宋活字版印刷术发明者毕昇（近己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月球地理实体月面三个撞击坑命名，以毕昇为命名人之一）。因此陶行知是休宁自古以来唯一可以塑像纪念的第一人。这是中央的肯定、人民的期盼。
时光易逝，历史渐行渐远，但陶公在休宁万安留下的精神遗产和历史遗迹，将和万安古镇山光秀色同在，永放光芒。历史上朔到距今近一百八十年前，陶公祖辈、外公祖辈及父辈均在万安立业谋生，陶行知是休宁万安寒门赤子、天之骄子。行知桑梓文化之地在陶公诞辰120周年前夕得以弘扬，历史将穿越时空，昭示于世，使世人及后人得到重新认知，绵延传承，将利于陶公精神和学说功绩发扬光大。
陶公坚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教育乃人民之第一需要，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在捐助大陆110亿资金中47.5%用於教育，因为他坚信教育能解决隔代贫穷问题。中央长期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已颁布实施，开展学陶师陶、弘扬行知桑梓文化，符合这一战略要求需要，对提升休宁教育水准推动休宁教育事业的发展将起积极作用。
行知桑梓文化是陶公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遗产。陶行知亦是新中国思想的圣人。万安古镇国土庄严、土地神圣。陶公信仰者、崇敬者、研究者，学陶师陶者桃李满天下，万安古镇乃学陶师陶的精神家园，未来也是学陶师陶的交流沟通平台。从万安古镇追寻陶公生平轨迹、探索其成长历程，铭记陶公教诲，领教陶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人生价值观。将使朝圣者、参观者得到心灵的洗礼、精神之升华，情操之陶冶。几十年来，休宁陶公故里虽未正式对外开放，但千里迢迢来访者络绎不绝，据陶行知读书处吴尔宽经馆现房东操老师述：“近二十几年来，陆续来人不断，全国各地、中央、省、市均有人来寻访。每年约在千人上下，到处打听寻找”。但因未开放，不具备接待条件，来者大多扫兴而归，深表遗憾。佐证陶公名闻天下，桑梓之地不乏到访者。
陶公桑梓文化乃属遗产性公共文化资源，文化力量是软实力，文化是旅游之灵魂，应于尊重和保护。陶公桑梓文化内涵挖掘和弘扬，将产生名人效应，提升万安古镇文化品位和形象，将会成为万安古镇发展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加之“古海阳（今休宁县）”八景其中“寿山初旭”、“松萝雪霁”二景均在古镇万安范围之内，其自然资源，应为全县之冠，万安老街亦为休宁九街之首，加之交通便捷之优势。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来考量，潜力巨大，难以估量。如能将此一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相融合，以智慧和理性的创新思维，将文化历史资源和旅游自然资源转化为现实资源，万安古镇将实现自主创新、产业转型、教育事业发达、旅游经济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农业经济提升、城镇化建设推进，最终实现万安古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
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战略高度看，吾辈后生应以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填补近30年来万安学陶师陶，宏扬桑梓文化之空白，借鉴歙县先列，与歙县一起共亨光荣，全面完整地宏扬行知桑梓文化纪念陶行知，将对全国和世界学陶师陶作出新贡献。陶公九泉之下有灵，定会倍感欣慰。
（本材料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与个人及陶行知亲属后裔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谨致谢意。）
【责任编辑：万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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