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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

中共党史中的第一

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由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组成，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中国共产主义者最早的内部刊物：1920年11月7日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

党领导的第一张日报：1925年6月由瞿秋白在上海主办的《热血日报》。

党中央最早的机关报：1922年9月13日创办于上海，由蔡和森主编的《向导》。

中国产业工人中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建立于1922年2月，在江西安源煤矿，由李立三任书记。

党领导的第一个农会：1922年成立的广东海丰县赤山约农会。

中国农村最早的共产党支部：1923年3月在广东顺德县建立的中共顺德支部。

党创立的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1923年7月彭湃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党创办的第一个妇女运动讲习所：1926年9月15日由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建议创办的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何香凝任所长。

最早的党校：1923年安源党组织创办的中共安源党校。

最早的中共党校：1933年3月13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弼时任校长。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正式党章：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党的第一部党史：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作的讲演，题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

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毛泽东等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张太雷。1921年春，他赴苏联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的书记，从事共产国际的联系工作。1921年6月22日，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八七会议记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1927年，国民大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面对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共组织规模锐减，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6万人左右锐减到近1万人。

8月上旬，汉口闷热得像个蒸笼，国共刚破裂后的政治气氛更令人几乎窒息。此刻，中共中央原总书记陈独秀辞职躲进秘密寓所不肯出头，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已到南昌组织暴动，已转入地下的中央机关由瞿秋白、李维汉等人主持，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代替鲍罗廷担任指导。为统一全党思想，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旧俄租界一栋小楼里召开紧急的秘密会议，确定了实行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方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

会议最初定于7月28日，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外省代表来不及赶到。推迟到8月3日，仍然来不及。可是，不能这样等下去，这样，来了一部分代表后，就定于8月7日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其中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党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和另外两位俄国同志。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首先简要地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并指出由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此次会议只能是一次紧急会议。会议指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阶段，新时期的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其“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组织农民暴动，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在讨论中，毛泽东首先发言，他着重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国民党问题。批评了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是去做客人，党的领导始终无当主人决心的错误。第二是农民问题。指出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第三是军事问题。批评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他要求新政治局常委坚强起来，“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是组织问题。指出上级机关要尽心听取下级的意见。为贯彻会议确定的新的任务和方针，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决策。

八七会议记录稿共有20页，会议记录稿记录者是邓小平。它详细、完整地记录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会议记录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它是党中央以及史学界研究八七会议最珍贵、最原始、最重要的一份档案史料。

毛泽东会上关于“枪杆子”的论断铭刻史册

这次八七会议由临时中央常委李维汉主持，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做报告并由瞿秋白翻译。莫斯科新的指令中称，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是因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为此，苏兆征、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出身者当选政治局委员。

34岁的毛泽东参加了会议。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和思考，他已经从苍凉的心境中挣脱出来，有了新的想法。毛泽东不仅是讨论时最先发言的代表而且发言次数最多（先后7次）、分量最大（记录1300余言）。这完全改变了以往其给人留下的“沉默寡言”的印象。毛泽东着重讲了国民党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组织问题四个问题。在论述国民党问题时，他指出，“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对于农民问题，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广大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在军事方面，毛泽东不仅尖锐地批评了过去党不做军事运动而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主张。针对党内极不民主的领导方式，毛泽东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有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毛泽东的发言，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以后的革命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方针策略，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毛泽东提出这个重要论断，是从大革命时期党未重视建立军队而招致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这次会议又提出要进行土地革命，从此在历史上揭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篇章。

会议开了一天便匆匆闭幕，代表们又用了一天多时间才逐个疏散离开会场。仓促举行的八七会议虽有局限和不足，却向共产党人指明了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大方向。

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八七会议虽然确立了武装反抗的方针，但还没有把军事斗争作为中心。毛泽东的意见还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在半个月后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有的常委指出，毛泽东提出“枪杆子中夺得政权”，与中央意见有点不同，中央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他这样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对这个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暴动就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实际上，毛泽东对枪杆子的重视，比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看得更远。

八七会议是在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主持下召开的。他对毛泽东很欣赏。他说：党内有独立意见的要数毛泽东。他甚至建议毛泽东去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做他的得力帮手。不想，毛泽东却委婉地表示，我不愿意去住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愿意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还说：纵然武装暴动失败了，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上山”，在当时的毛泽东心中，还是失败后保存武装的一条无奈之路。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无奈的选择，却闯出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途径，闯出了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上山！上山！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原本是毛泽东1928年10月4日至6日在井冈山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他本人非常重视这篇文献。延安整风时期，这个决议被收入毛泽东先后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供党的高级干部阅读学习。1950年，毛泽东对决议的第一部分进行修改润色，然后拟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作为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开篇。

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国内的政治状况”。毛泽东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政治基础。当时在中国是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对工农阶级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旧军阀统治时期还厉害；分别受国际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依然存在；中国迫切需要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二部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第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受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间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争，在白色区域的夹缝中，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区域能够发生和存在。第二，红色政权存在于受1926年和1927年大革命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影响着红色政权的存在和扩大。第四，相当力量的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强大和党的政策的正确。

第三部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毛泽东分析了广东海丰、湖南、黄安等红色政权失败的原因，一是因为军阀之间出现暂时的稳定，一省或几省的统治阶级联合起来要消灭红色政权；二是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政策指导上的错误。

第四部分“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的存在的伟大意义，在湘鄂赣三省扩大红军及共产党的影响，使红军的数量及质量得以扩充和提高，等等。

第五部分“经济问题”。指出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面临艰苦的经济问题。

第六部分“军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等巩固军事根据地的办法。

毛泽东自己如此重视这篇文献，是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红色政权的思想，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新路的理论发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即在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明确表明：“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采取苏维埃的形式”进行革命。大革命失败前夕，在共产国际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展了以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主要形式的苏维埃运动，毛泽东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提出并使用了“苏维埃政权”这一概念。后来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改为“红色政权”，沿用至今。在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国红色政权”的注释中写道：“中国红色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和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是相同的。”“在中国，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所领导的各地人民革命起义，即以代表会议为工农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由此也可知道，苏维埃政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实际中创立的革命政权组织形式；而“红色政权”这一措辞，则是我党成熟后回溯以往，总结经验教训时所作出的新的表述。这一表述，反映了我党成熟以后对创建革命政权在认识上的深化。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提出：“湖南满山遍野都是农民，是革命的最佳同盟军。”

八七会议解决了抓枪杆子的问题，但抓了枪杆子以后往哪去呢？最初的选择还是进攻城市。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突变。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暂时的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中共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近6万人骤减为1万余人。工会会员由革命高潮时的280万人下降到7万人。各地农民协会大部分被打散。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中国革命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开始在艰难的环境中探索革命新路。如毛泽东所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

苍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面对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1927年，仿佛是一个暴动年。继南昌起义之后8月9日，中央决定让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星夜直奔长沙，着手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担任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可是，毛泽东在安源去铜鼓的路上，被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险些被枪决。历尽艰险，才终于死里逃生。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围攻长沙失利的情况下，引兵井冈山，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实践上成为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起点。

“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1927年8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的沈家大屋会议，是秋收起义前的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意义的会议。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并指导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区域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领导力量等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和形成的关于秋收暴动的基本思想主张，后来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有一个概括。他说：“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面五点：1. 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2. 组织工农革命军；3. 除了大地主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4. 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的政权；5. 组织苏维埃。”这就是说，此次秋收起义的“纲领”，就是要抛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土地革命，组织苏维埃，建立革命政权。毛泽东提出的秋收起义的这一纲领，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指明了秋收起义在政治、军事、土地、政权等方面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艰难险阻踩脚下；从头越，不达目的誓不休。这就是毛泽东的意志，这就是领袖的豪情。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虽然也经历了挫折甚至是失败，但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从未悲观失望，从未丧失过胜利的信心，从未离开过部队一步，当然，毛泽东被错误地剥夺军权的情况应该属于例外。毛泽东历经千难万难，百折不回，把秋收起义的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立足点，从此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局面。

工农革命军面临着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的关键抉择。毛泽东高于别人的地方在于他善于独立思考。同时，毛泽东善于从实际出发，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秋收起义如惊天动地的春雷，唤醒了千百万工农群众拿起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新的斗争。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同时，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等地也纷纷举行了武装暴动。面对轰轰烈烈的暴动高潮，毛泽东激情难抑，挥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远比起义军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有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和邱国轩团叛变，起义部队先后遭到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起义军各路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准确判断，他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单靠工农革命军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最终只会导致全军覆没。毛泽东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那么，到什么地方比较适宜呢？毛泽东指着一张地图，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罗霄山脉地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交界处，其中段地势险要，峭壁耸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远离大城市，群众基础较好，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声势可以直接影响到湘赣两省的下游，有很大的战略优势与政治意义。

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前敌委员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议决退往湘南”。

文家市转兵，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特色道路的伟大起点。这是中国革命从攻打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一个转折点。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走上了崎岖的山路，上到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民军辗转来到井冈山。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对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上山这条路走得很突然，思想一时转不过来。队伍在井冈山落下了脚，但队伍中不少人的心却落不下来。弱小的红军上山一年来，在极端复杂、恶劣的环境中奋斗，经常处于优势敌军的“围剿”当中，缺衣少食，不少人对于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表现出悲观的情绪，甚至发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

逆境中的毛泽东也在思考这些问题。思考后的结晶就沉淀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名的文献之中。

毛泽东坦言，一个国家，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确实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奇事”。这种奇事也只有在中国能够发生，它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对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中建立红色政权这一伟大创举，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不生搬硬套马列主义的条文或现成模式的框框，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斗争形势，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和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和胜利法宝

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和“上山”新理念。在秋收起义队伍面临转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及时调整部队前进的方向，率领工农革命军，辗转来到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在经过实事求是、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托井冈山地区的有利地形，创建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探索中国革命新的伟大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最具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文家市退兵既是一个战略转折，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时所具有的宽阔的眼界。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和胜利法宝。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找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过去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正确选择。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教堂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道路的进程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论断：一个是他在会议开始时代表中共中央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论断；一个是他在会议结束时作的结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的国家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得以确立起来了。

六年之后，在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抚今追昔，感慨地说了一句：“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