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著，中华书局，2012-6-1

【内容简介】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其中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六十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出早期前辈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思历程，也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辉煌的一页，实有传世意义。何炳棣先生不幸于2012年6月7日去世，本书为特别制作的纪念版，以纪念这位真性情的真学者。

【作者简介】

何炳棣先生，1917年出生，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任职西南联大。1944年与杨振宁同期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等校。   

何炳棣先生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其著作《明清社会史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国会馆史论》、《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等著作，影响广泛。

何炳棣先生1966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被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是西方中国学界公认的中坚人物。

【相关评论】

余英时：何炳棣“才大如海”。

杨振宁：《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忍负重的记录。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因为著者是有大成就的近代历史学者，也因为这位学者在书中无保留地讲了真心话。

 【目录】

序言

上篇　国内之部

第一章　家世与父教

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

附录家族与社会流动论要

第二章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专忆2少年时代的朱英诞

第三章　南开中学

专忆3爱国纪录的创造者

第四章　一年插曲：山东大学

第五章　清华大学（上）

1.考试与入学

2.“发现”自己，磨炼意志

3.培养自修习惯

4.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

第六章　清华大学（中）

学运史料的几点考证

第七章　清华大学（下）

“天堂”与“精神”

专忆4雷海宗先师

第八章　两年徬徨：光华与燕京

第九章　西南联大（上）

1.留美初试失败

2.“尽人事”

3.再“尽人事”

4.否不单临

5.东山再起

附录1留学考试的英文水平

附录2第四届中英庚款英文试题

第十章　西南联大（下）

1.建校史略

2.联大社群

3.学风（上）：人文社科

4.学风（下）：理工

5.个人生活漫忆

第十一章　师友丛忆

1.郑天挺

2.钱端升

3.陈体强

4.张奚若附：罗应荣

5.潘光旦

6.闻一多

7.孙毓棠

8.丁则良

9.冯友兰

下篇　海外之部

第十二章　纽约和哥大（上）

第十三章　纽约和哥大（下）

第十四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上）

第十五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

第十七章　芝加哥大学（上）

第十八章　芝加哥大学（中）

第十九章　芝加哥大学（下）

第二十章　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

卷后语

人名索引

【书摘】

第十章  西南联大（下）

1.建校史略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其中北大资格最老，但联大的重心是清华。这是由于清华一向经费充足而有保障，学校办事认真，高瞻远瞩，早在1934年已开始筹划在南方内地省份预设据点。于是自1935年起即在长沙岳麓山下兴建校舍，即将珍贵仪器图书分运四川及长沙。芦沟桥事变前一日梅贻琦梅贻琦校长奉召参加庐山会议期间，即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商讨平津沦陷后的计划，并联袂往长沙参观清华预建的校舍。随即同意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收容行将南下的三校教师学生。就经费、校舍、仪器、图书言，清华无形中自始即成为三校的重心。1因战火弥漫，1938年1月教育部和学校当局已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2一俟临时大学学期结束，学校即准备迁至昆明。是年11月初在昆明报到的学生，计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教师计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此外尚有北大及清华联合招考所取新生及他校借读者共学生1452人。3

1赵赓飏，《梅贻琦传稿》（台北：邦信文化资讯公司，1989），页55。

2郑嗣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73。

3赵赓飏，《梅贻琦传稿》，页56。

联大三常委中，张伯苓原是梅贻琦的老师，蒋梦麟长北大之前曾任教育部部长。张不久即被任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经常驻重庆；蒋梦麟应邀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中国负责人，亦不愿经常处理校务。于是唯有资历较“浅”的梅贻琦不避劳怨承荷艰巨。八年抗战，三校合作，弦歌不辍，培育英材，饮誉寰宇，永垂史册。但联大草创伊始之际，三校教职员以至学生间亦未尝没有实际的摩擦。南开、清华之间自始即密切合作，因为南开行政及教学方面领导人物多是两校共同栽培出来的，自梅贻琦以降大体都是如此。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与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畛域之见最突显于暂时设在蒙自的文法学院。钱穆（宾四）先生留下生动的回忆：

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无聊，乃始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竟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唯清华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1

我1939年秋始抵昆明，因工作限于教先修班西洋通史，与三校同仁接触面不广，只能略略看出三校事务人员关系不甚和睦，尤以南开一向奉校长如家长的老职员们不免有受“排挤”之感；而远远不能从表面上发现像钱穆追忆中所述，北大文法科教师们门户之见竟如此之深。

1《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页53。

迟迟于1991年（郑天挺先生去世后十年）读了“郑天挺自传”（刊于《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再加反思，才相信我当时直觉性的揣测是正确的：1940年2月北大秘书长及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多方再三敦促之下，允继沈履（清华秘书长、联大首任总务长）为联大总务长，是保证三校合作到底的主要人事因素。除了郑先生学术文章和行政才干俱孚众望之外，我将在师友丛忆专章之中，首先涉及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过人的智慧、正直、厚道和幽默。

此外，具有威望的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实际领导南开的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及不久即长联大师范学院的黄钰生（子坚）皆能处处顾全大局，自始至终促进三校合作，保证联大长期的稳定和发展，都是功不可泯的。

2.联大社群

北大、清华、南开虽各有特色，要而言之，三校皆以学术自由、议事依照民主原则与程序闻名全国。战时的西南联大把三校的优良传统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联大与战前三校最大的不同是地理环境的巨大改变和生活空间的骤然紧缩。按：工业革命以前传统中国和西方的城市面积，因缺乏动力的交通工具都不可能很大。即以公元1300年左右英国首都伦敦而言，城区的总面积不过是330英亩，即半方英里零10英亩，尚不足一方公里；其他一般城市市区之小可以想见。1日常活动的范围取决于160年代我曾对我国中古都会设计发生兴趣，发现北魏洛阳及唐代长安城垣面积之大为人类史上所仅见；拙文序论中曾涉及西欧及近东历史名城面积。请参阅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编辑部，1965）；及Ping·ti Ho，“Lo·yang，A，D. 495—534：A Study of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Planning of a Metropolitan Are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al.26：1965—1966，pp.52—101，特别是页51—52。

为本章读者参考，北平清华大学原来校园面积为960华亩，约合160英亩，略不足公元1300年伦敦的1/4；抗战前清华面积扩充到1200市亩。我们当时日常活动范围大概不超过清华园原来面积之半。关于抗战前清华校区面积，可参考赵赓飏同书页112。数字不包括后来划归清华的5000余亩圆明园故址土地。

每人两条腿的速度与耐力。战时的广义联大区域当然更是如此。

联大教职员、家属和学生主要都集中在昆明旧城的西北一隅：东起北门街、青云街，西迄大西门，而倾斜橫贯东西的文林街是日常生活的大动脉。街上商店、饭馆、茶馆、书店林立。街南坡巷尤多，人口密集，府甬道晨间菜市供应充足。清华办事处所在的西仓坡地点最为适中而又宽敞。与西城垣北端平行的凤翥街，茶馆更为集中，黄弱电光之下夜夜客满，弥补了图书馆座位的严重不足。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佳”的英文昆明旧城示意图而“重温旧梦”，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利因素。

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简化事实。实际上，生活空间紧缩之中有扩散：自始联大工学院（原清华工学院加南开的化工）就安置在昆明东南城角外拓东路迤西等会馆；清华理工农方面的几个研究所设在北郊的大普集，国情普查研究所设在呈贡；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北郊龙头村。由于日本疯狂的空袭，不少教授都在郊外（尤其是东郊）安家，平时住乡下，有课才进城。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在迁到西南的最初两年里，教授们的经济状况仍是相当优裕，住处也先选北门街（美国领事馆所在）、翠湖东路（英国总领事馆所在）这类考究的“边缘”地带。教授和学生在生活方式上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在后者心目中教授仍是高不可攀的。1但是，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2

1抗战前大学教授与学生间的“鸿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南京中央大学：“那样的学风，教授高高在上，除了上课，学生与老师没有接谈的机会。”见卢月化，“英国文学三杰之一：楼光来老师”，《中外杂志》（台北，第6卷第5期，1969），页6。所谓的“三杰”另有中大的张歆海和清华的吴宓。

2已刊清华及联大史料中颇不乏教职员及家属生活日艰的文件。1942年冬“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是按照当时昆明物价指数所估、最不夸张的估计。教授薪给已远不及战前每月50元的购买力。其结论：“过去教授家庭生活的维持，一面靠典卖衣物，一面则减低营养和停止子女教育；现在典卖已尽，有许多家庭实有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势。”［《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页336］

达到这种精神意境的高知社群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佳话，也是永恒的怅惘，因为它确似一朵昙花，随着战后三校的复员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永逝不复现了。

3.学风（上）：人文社科

一般而言，有幸的是学风上联大能吸取三校之长而去其短。自五四时期起北大即以“兼容并包”树立优良学术风气，而失之于对学生生活及课业完全采取放任政策。清华及南开对学生的纪律比北大严格得多，所以联大学生通常都不得不用功。至于早期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联大不但承继，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文革”后，冯友兰对五四时期北大的“兼容并包”有极深刻第一性的追忆和解说：

……在十年大动乱的时候，这［“兼容并包”］也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反动人物保留了点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毛泽东、邓中夏、李立三等也是顺着这条道路进入北大的，在他们的领导下，革命的道路越来越宽阔，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壮大，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的高潮。1

我认为联大的“兼容并包”具有新旧二义。旧义就是五四以降北大的“新旧兼容”。三校人才济济，以中国通史为例，前后即有四家：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四人见解俱有不同，而钱、雷观点及治学方法最为悬殊。新义就是“中西并包”，这个新学风在联大历史系中表现得最显著，可以溯源到30年代的清华。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六年之中（1929—1935），坚信只有先体会西洋史学分析、综合、观点、理论的种种长处，国史研究和写作才有望能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联大历史系国史及西洋史课程之丰富均衡，1事实上可认为是战前清华历史系课程设计的延伸。联大哲学方面，“中西并包”的学风也很显著，内中北大的贡献可观。

人文社科方面，联大与战前大学另一不同之点是知识传授方式和渠道的多样化。虽然就大多数学生而言，知识的传播主要仍是靠教授的演讲和经常阅读参考书，但战时的物质环境与学术气候有利于师生间较频繁的接触。更重要的是师徒“私”相授受式研究所的建立，北大的贡献尤足称道。1939年夏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主持实际所务的副所长郑天挺郑天挺留下弥足珍贵的回忆：

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照顾之劳。所中借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分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四部分，可以各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

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篯汪篯从陈寅恪教授（我亦在其中）；李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王叔岷、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其后，史语所迁四川李庄，也有几位（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相随，就学于李方桂、丁声树、董作宾诸教授。

1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是John Israel，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46—153，对联大历史系的详介颇富史料价值，对雷海宗讲课的精彩有生动的描述。

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研究生还可以随时请益。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每当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的读书作业从未间断。这里确是个安静治学的好地方。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Joseph Needham）、休士（E.R.HughesE.R.Hughes）到昆明都曾在所下榻。1

由于联大课业活动有其极端自由扩散的一面，我当时对北大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对后来在文、史、哲、语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兴外，连姓名都不知道；对清华同级本来主修中国文学的王永兴，迟迟于1937年11月在长沙临时大学因旁听陈寅恪师的课，才改主修为历史，也是半世纪后才发现的。2这种隔阂固然是战时生活状况所造成，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和我走的是两条很不相同的治学道路。

总之，西南联大人文方面所表现的研究自由和治学途径的多样是永远值得我们憧憬的。

1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32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