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革命需要枪，更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弱小的在野党，如何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不拿薪饷的队伍，如何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从建党到夺取全国政权，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如何解决经费问题的？该书是国内首部“解密革命经费”的党史著作，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深度解密中共1921-1927年间的“创业史”。

　　[上期回顾]

　　马林代表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第一笔经费，在经费的支持下，中共“一大”顺利召开。经协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资助。

　　中共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援助。但是，外援的作用毕竟有限，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刚就任时，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

　　那么，李大钊每月出多少钱用于革命运动呢？最多的时候，他每个月拿出八十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李大钊为革命活动花钱大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一家人省吃俭用，为了省油，吃的饼里都很少放油和葱花。

　　蔡元培接任校长后，北大图书馆搬到了新校址，图书馆不仅面积扩大了，新书、新报刊和接待的读者也越来越多，成了一些进步学生和教员研究马克思主义常去的地方。如此一来，图书馆人手不够了，需要增添工作人员。

　　1918年的金秋十月，青年毛泽东来到图书馆，应聘助理员。当时毛泽东的担保人是恋人杨开慧的父亲、北大教授杨昌济，经杨教授推荐，录用自无问题。毛泽东在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在报纸、新闻阅览室值班，负责夹夹报纸、摆摆杂志，给读者登记之类，活不重，但工资也不高，每月仅八元。毛泽东总是找机会向李大钊讨教，两人共同研究一些共产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虽然没按照家里的意愿，选择经商作为终生职业，但他并没有排斥经商。在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前，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当时社会颇为流行到国外勤工俭学，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为甚。勤工俭学需要大笔钱，仅路费一项一般家庭就负担不起。虽然政府也出台了一些补助政策，但只限于计划内的公费生，大部分想去留学的革命者与此无缘。毛泽东决定实施一项筹款计划，帮助湖南的革命者实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1920年夏，毛泽东来上海找陈独秀，谈了他的筹款打算。陈独秀虽然支持，但手头没什么积蓄，只好介绍毛泽东去找章士钊。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游说相当成功，章士钊不仅自己出钱赞助，而且还找了沪杭一带的社会名流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两万元钱。

　　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表现出经商的另一项优秀素质——诚信，他始终记着这笔钱和章士钊的人情。从1963年起，整整用十年时间偿还了这笔钱，每年大年初二都派秘书拿两千元自己的稿费给章家送去。还完了两万元的本金后，毛泽东仍然每年给章家送两千元作为“利息”，一直到章士钊去世。

　　成功筹款两个月后，毛泽东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与人合伙租下湖南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校传达室和教室办起一家书店，起名为“文化书社”，经营书刊零售业务。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和易礼容负责经营，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

　　文化书社最初资金只有五百元，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必须要符合读者的胃口。书社经营书籍、杂志、日报三个品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街头的报童便可为之，只能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办法。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果然销路很好。

　　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毛泽东与出版社直接挂钩，与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等十一家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用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他们出具信用介绍，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为了扩大书社的知名度，提高书籍的销售量，文化书社不惜花钱在长沙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上做广告。

　　经营书社一举数得，不仅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赚取可观的利润，而且还充当了秘密联络机关，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决定物色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经商，自己投身于更为复杂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看中的是他的大弟弟毛泽民。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力和判断。在经商理财方面，大弟弟毛泽民的才能并不逊于哥哥毛泽东，尤其是在经营印刷、出版发行方面。毛泽民接手发行部经理之后，决定扭转亏损的局面。毛泽民发现，以前的中共中央发行部之所以赚不着钱，是因为印刷和发行量上不去，导致成本居高不下。毛泽民决定扩大发行网点，增加发行品种，摊薄发行成本以扩大利润。不仅要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而且还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设代售处。不仅发行《向导》杂志，还兼卖《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等报刊和政治类畅销书。生意很快有了起色，财源滚滚，规模经营初见成效。

　　易礼容称得上是共产党内的一个经商好手。毛泽东在办长沙织布厂的时候，请易礼容出面，自己负责幕后协调。易礼容虽然有经商天赋，但他本人既不懂织布，也不懂办厂。毛泽东介绍他去湖北武汉，去找一个叫林育南的人。

　　提起湖北黄冈的“林氏三雄”，在中国革命史上可是大大有名，林氏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林育南就是林氏三雄中的老大。林育南是武汉地区小有名气的青年领袖，他与恽代英一起，在武汉开办过利群书社，比毛泽东、易礼容办的长沙文化书社还早，名气也不小。

　　林育南与恽代英商定，利用“利群书社”的人气和林家的染织技术，在武汉办一个毛巾厂，取名为“利群毛巾厂”。黄冈的林氏家族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有家族织布厂，织出来的布很有特点，销路很不错，毛泽东结识林育南之后，早就想把林家的织布技术引进长沙，自己也办一个织布厂，为此在武汉还专门向林育南取过经。按照毛泽东的指点，易礼容到武汉很快找到林育南，提出要在长沙办织布厂的事，林育南慨然相允，立即从林氏织布厂中调出织染技师和熟练工人前去帮忙。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易礼容专门购买了林氏家族的专利产品——铁制林式织布机，租用长沙望麓园一号宁乡师范学校的食堂做厂址办起了织布厂。

　　长沙织布厂开办之初也赚了一些钱，但是过了不久，随着武汉利群毛巾厂的倒闭，长沙织布厂也被湖南省立第一纱厂挤垮了。武汉利群毛巾厂和长沙织布厂的倒闭，主要还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对革命者而言，无法像资本家那样从雇佣工人身上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