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第一章，周海滨 著　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连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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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18日，安庆，陈独秀出生之地。

　　秋日里的安庆，已显示出萧瑟之气，与安徽南部其他城市不同的是，这座城市被人称为“十年没有变化”。这座安徽省的前省城、开风气之先的沿江重镇，如今只能作为一座三线城市，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同样淡出视野的还有陈独秀。

　　长期处于被贬斥地位的陈独秀，其当年生活的陈家老屋被拆毁也在预料之中。无论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在中华民国期间，哪个时代都没能让这座偏僻的陈家老屋安宁过。

　　安庆位于长江北侧，而陈家老屋离江边不远，如今遗址与陈家无关，被自来水厂改修成了篮球场。据说，原址上曾竖碑介绍此处为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故居，并没提及声名更显赫的陈独秀。

　　陈家老屋旁残留有当年陈延年、陈乔年的读书室，曾经的气度只剩下破落的迹象，出门处便是一个公厕。据说，墙上曾经镶过“文物保护单位”的匾牌，住在文物保护单位里的几家住户当然不乐意，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陈长璞曾回忆说，当年老屋是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有一丈多宽，气度非凡。

　　2010年10月18日晚九点，在安庆迎宾馆，陈独秀孙女陈长璞来到酒店。在此前一天，我才通过安庆市委宣传部找到她的联系方式。由于突然来访，陈长璞只在次日晚有时间接受采访。她说对祖父的事情不想谈，谈父亲可以。这位安庆市原文物局副局长，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对祖父的一切显然还是采取谨慎的回避。第二天，我应约到她的住处门口拿到她提供给我的资料，她撰写的《陈独秀生平传略》和《陈独秀墓的变迁始末》。

　　陈长璞是陈松年的女儿，陈松年是陈独秀的三子，在陈独秀晚年他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从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的他，1950年去窑厂做工人。1979年以后，陈松年先后被安排为安庆市和安徽省文史馆员。

　　1990年，沉寂一生的陈松年去世。其子陈长琦，也是陈独秀的长孙，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女儿陈长璞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是家族中最了解爷爷陈独秀的人。陈长璞还有两个姐姐，分别为陈长玮、陈长玙。

　　陈长璞自从知道爷爷是陈独秀后就有意搜集关于陈独秀的资料。“文革”初期，陈松年得知女儿搜集陈独秀资料后，便暗中告诫女儿说：“你爷爷的事，是国家大事，自有国家来搞，你别插手！”这回，陈长璞并没有听父亲的。她把收集到的资料藏在单位。

　　幸运的是，如今无论陈独秀的后人还是公众，对他的认识都不再狭隘了。在陈独秀墓边，总会莫名地多出一些鲜花，不知何人所献，但是献花人对陈独秀的敬意都是发自内心的。

父亲陈松平迁墓家乡

　　陈独秀墓园，坐落在安庆市北郊十里乡林业村。墓园由30米长墓道、白石护栏、供奉台、圆墓冢（顶未封）组成。墓地呈正方形，约120平方米，地面由白石长条石铺成。墓坐北朝南，面临果树林场，背依茂林修竹的卧龙山，四周松柏环抱，翠绿幽雅。墓园北面种植五棵松柏，寓意为陈独秀连任中国共产党五届总书记；南面东西两侧各植一颗白玉兰，蕴涵陈独秀一生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高洁风骨；墓道两侧各植32棵松柏，象征陈独秀走完64个春秋，生命之树常青之内涵。沿着墓道登五级踏步，便是供奉台，敞门左右各有一丁字形石桌。石砌圆墓高1米，直径3.8米，墓前竖立着两米高的白石墓碑，正行行书：“陈独秀之墓”，由安徽省书法家张建中题写。在墓园内还建有一幢二层楼房的陈列室，建筑面积150平方米，展室3间共6个部分，展出照片120张、各种资料101件、用具19件，反映陈独秀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整个墓园简朴肃穆。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爷爷病逝，6月1日，爷爷的灵柩从距四川江津县三四十里外的鹤山坪，一直抬到县城大西门的外鼎山山麓桃花林邓氏康庄。安葬在康庄。墓地及安葬均由江津名绅邓蟾秋叔侄赞助，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碑文系先祖亲戚葛康俞书。

　　陈家祖籍系安庆市怀宁县白泽湖乡沈家店陈家剖屋，爷爷出生在安庆市城北后营。遵爷爷遗嘱，父亲陈松年于1947年5月，将先祖灵柩启运至家乡，先是在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不久还雇了朱雅盛等4名当地村民将棺木抬到叶家冲，也于同年6月1日下葬，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碑文“先考陈公仲甫之墓”。

　　第三次修墓是在1979年，这年是陈独秀诞辰百年。安徽省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批示，陈独秀墓可以家属的名义修一修，立块儿碑。1980年由安庆市文化局出资200元，简单地进行了修葺。在原碑不存的状况下，重立了碑，碑文是“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并以先祖的四个儿子名字而立。碑文为安徽省书画院葛介屏书。

　　我两次上书中央

　　第四次大修是由于我们后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其中一点就是关于墓地之事。邓小平亲自批示：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安庆市政府先后拨款2万元进行了修葺。碑文：“陈独秀之墓”，碑文由安徽省书画院张建生书。陈独秀墓园得到了重修和扩建，也树立了“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依旧黄土朝天，寓意盖棺而论未定。

　　1994年又经国家文物局审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拟报国务院核定公布。

　　第五次修墓也是因为我们后代及叶尚志先生先后上书中央，经曾庆红、李铁映批示，经过努力，1999年年底国家文物局及安庆市政府共计拨款130万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葺。由占地200平方米，扩大至1058平方米的二层墓台的墓地。碑文集唐代文学家、书法家欧阳询的字。

2005年至2007年，在安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直接关注下，倡导市、县各级部门及党员捐助1000余万元，扩建了目前较为规模的墓园，并树立了先祖的铜像。

　　除第一次、第二次外，以后四次修建，我因为工作关系，全程参与了。延伸阅读

　　陈独秀，从安庆到江津

　　陈独秀，被人称为“终身的反对派”：反清、反袁、反军阀；批孔、批党、批“国际”。

　　反对“威权”的后果很严重。

　　陈长璞说，“最多时，祖父有九顶帽子，如今还有一顶没有摘。”

　　环顾他的一生，他创建中国共产党却被开除党籍，创刊《新青年》却被诬为“汉奸”，发起新文化却不得最终之“觉悟”，提倡新道德却因私生活被诟病，担当五四“总司令”却在凄苦中客死异乡。

　　那么，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舵手是怎样的一个人，老友章士钊说陈独秀乃“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没有人怀疑陈独秀的龙性和风骨，即便在困顿时刻也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

　　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8日出生于安庆一个世代书香门第，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四川江津。

　　陈长璞说，安庆市区西北境内有座独秀山，原本不出名，二十世纪初，因陈独秀而名扬天下。陈独秀一生漂泊在外，用过四十几个笔名，但故土难忘，用得最多，人们最熟悉的名字还是“陈独秀”。

　　“少年陈独秀聪颖过人，十七岁中了秀才。他没有走科举仕途，而是选择了革命之路。”陈长璞说。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自诩之下的陈独秀对自己进行了准确的定位。

　　“挨了打，总一声不哭”

　　陈独秀十七岁考中秀才，十八岁时写下他的第一部著作《扬子江形势论略》。陈独秀自幼虽反对八股文，但受世代书香家庭的熏陶，竟终生握笔研究中国汉语言文字及诗文。自1897年第一部著作《扬子江形势略论》问世（时称：皖城名士）到生命之最后几年的艰难困顿时期中《小学识字读本》的撰著（其自喻：幸有艰难能练骨，依旧白发老书生），陈独秀是与书而终，从书中走完了他坎坷而伟大的人生之路。

　　在所有版本的陈独秀传记中都会讲到这样一个故事：陈独秀的爹爹从小就看中了他的聪明，一年之中恨不得把四书五经都让他读完。他背书背不出，爹爹就用手打他。但他挨了打，总一声不哭。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写道：“爹爹总是愤怒的骂道：‘你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他母亲为此不知流过多少眼泪。陈独秀一看到母亲流泪，自己也痛哭起来。其母亲总是好言相劝：“你这孩子真是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或许，从这时候开始，被时人评价为性格倔强的陈独秀从此养成了不屈的个性。

　　陈独秀的声名远播也让一座并无特色的小山岭人皆熟知。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文章，都以安庆怀宁县境内的独秀山为名而落款。独秀山原本并不出名，而是随着陈独秀的出名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陈长璞解释说，人们知道最广泛的就是陈独秀这个名字，这也许是爷爷对故土难忘的一种表现。

　　事实也是，环顾陈独秀的一生，他回家乡的次数屈指可数，而维系他与家乡联系的则是胡适等安徽人。

　　二十世纪初，陈独秀开始了早期的革命活动，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反袁的斗争之中，至1915年陈独秀曾五次东渡日本留学和避难。在此期间，陈独秀创办数种有影响的刊物和组织进步团体。影响较大的有：1902年创办的《爱国新报》；1903年与章士钊合作创办的《国民日报》；1904年在芜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1905年同柏文蔚共同组织的革命团体“岳王会”等。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创办了《青年杂志》，由此揭开了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敬告青年》的这篇文章之中，即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他的《文学革命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写道：“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由于《新青年》杂志在全国影响巨大，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上指出：“陈独秀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

　　毛泽东在1942年、1945年，曾先后两次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总司令”的来历似乎在历史教科书中能够找到蛛丝马迹。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陈独秀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evc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5月4日前夕，当得知五四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独秀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尖锐地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实际上是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非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等号召，在当时都极具政治号召力。

　　长期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濮德治）说：“陈独秀写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写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当时青年的“圣经”……当时全国青年几乎把陈、胡、钱（玄同）、刘（半农），当做“圣哲”来崇拜。

　　1921年首次用英文缩写“T.S.chen”签名

　　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学科学长（文学院院长），《新青年》杂志也随之移至北京出版，当时的北京大学即成为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1919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并亲自散发传单，被毛泽东誉为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此语遂成名言。

　　此时的陈独秀其实处境十分危险，北大校长蔡元培已经于5月9日早晨秘密离开了北京，陈独秀在沪上的朋友也纷纷劝其南下以避锋芒。他却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9日，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虽然身为北大文科学长，他还是亲自去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等地散发这个仅有一页纸的宣言。随后，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

　　参与散发传单的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回忆说：“陈氏是在发散他那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之时被捕的。此事发生在北京城南一个叫做‘新世界’的娱乐场所。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正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我们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我直到夜半才有人打电话告知此事。独秀被捕之后，始终未经公开审讯，但是一关便关了八十三天。所幸他的一大群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终于把他于8月间保释出狱。”

不过，陈独秀不是只被关了83天，而是98天。98天的牢狱囚禁，使他第一次体验了“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而正是这第一次被捕，使北洋政府成为众矢之的，陈独秀成为各阶层人士奔走营救的对象，自此更加声名鹊起。

　　这一年，陈独秀40岁。

　　李大钊作了三首《欢迎独秀出狱》，诗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入狱，经由北京各界人士奔走营救，同时北洋政府慑于社会舆论，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在李大钊护送下，陈独秀由天津到达上海，并相约组建中国共产党，从此形成了“南陈北李”之说。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宣告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此时为广东省教育厅长，缺席大会被选为中共总书记。

　　毫无疑问，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从1920年2月移居上海以后，陈独秀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这年8月，他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上海“中国共产党”。从此之后，他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因此，他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作用。由于居功甚伟，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仍然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到他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时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11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开始担任中央的日常工作。陈长璞说，在爷爷签发的第一份通告上首次用陈独秀的英文缩写“T. S. chen”签名。

　　1922年7月16日，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同年9月，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创刊，陈独秀任主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国共合作。之后，陈独秀同李大钊等人参加了国民党，即史称“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日，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在会上正式承认了国共合作，毛泽东进入中央局。“三大”会议上，根据《中央委员会组织法》，陈独秀被再次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三大”之后，在中央签发的许多文件上有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的签名。

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10月，陈独秀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

　　1927年4月27日，中央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会上，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陈延年同时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延年、陈乔年相继被国民党杀害。陈延年和陈乔年于1922年6月至1923年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和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陈延年曾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6月29日牺牲时，年仅29岁。陈乔年先后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28年1月19日牺牲时，年仅26岁。大半年时间内，陈独秀痛失两个爱子，身心受到巨大摧残。

　　陈独秀曾经对濮清泉（濮德治）说：第五次代表大会，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我投降了哪个？蒋介石把延年、乔年都杀了，我投降他吗？汪精卫高唱：“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不仅我以为他是“左派”，连斯大林也认为他是“左派”。

　　1929年11月5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在这期间，陈独秀逐渐接受了苏联托洛茨基的观点，对共产国际的独裁专制颇为不满，办刊物、写文章声明中国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研究解决。

　　陈独秀虽被开除党籍，但他并未放弃信仰和追求，并且坚决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

　　1932年10月，在上海家中，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为名将陈独秀逮捕入狱。

　　陈独秀是被费克勤出卖被捕的。上海市长吴铁城获悉后立即电告南京政府，蒋介石电示称陈独秀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将其押解南京军事法庭审判。

　　1933年4月14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始公开审理陈独秀的案件，指控他“危害民国”。陈独秀大声抗辩：“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旁听席上传出一阵哄笑。

　　陈独秀的辩护律师是他的好友章士钊。章士钊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并以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成为托派为辩护的基点，指出陈独秀“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也”。

　　陈独秀听罢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让章士钊尴尬难堪的“本人文件”即是《辩诉状》。

为了应付这次审讯，陈独秀早在2月2日就写好了《辩诉状》。这份文件从法理上将国民党政府与国家作区别，称“国民党才是‘危害民国者’”，国民政府是“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如不早日下台，“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已经偏离了共产党背弃了自己所信仰的主义，他认为自己是党内反对派，即他的诗中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陈独秀和章士钊的辩诉，纵然有理有据，法院还是按着当局的旨意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15年。宣判完毕，陈独秀当场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事后，老友柏文蔚曾对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的忙也帮不上。”

　　当时陈独秀已经53岁，这也是他一生之中第五次被捕入狱。

　　不过，党史学界对陈独秀一生被捕的次数有四次和五次之说，陈长璞取信的是“五次说”。争议的是1913年7月的第一次被拘是否算被捕。陈独秀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协助都督柏文蔚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却因柏文蔚部下胡万泰叛变而失败，在途经芜湖时被驻军在此的龚振鹏“绳绑”。《陈独秀大传》著者任建树认为，“被捕是司法术语，而这次陈独秀被龚振鹏从座上客捆绑起来，与政权机关捕人性质不同”。所以他采信“四次之说”。

　　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作诗《金粉泪》56首，诗中以翔实的历史，借古讽今，抨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黑暗和腐败统治，他在诗后落款则用“所谓民国二十三年”；在狱中为刘海粟大师《古松图》的题词：“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非调和折中与孤与不孤之间也”及“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1937年应上海一位知名绅士甲原先生之请，陈独秀题词：“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在陈长璞看来，爷爷的个人魅力及革命决心在这里可以显露出来。在狱中的陈独秀迎来了许多国民党政要，他们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其悔过，职位高的予以传讯，职务低的前往探监。1932年10月25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传讯。陈独秀称之为“半谈话半审问”，听了陈独秀对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劝其同政府合作，会见后还向陈独秀“索书纪念”。此后，北大校长蒋梦麟、教育部次长段锡朋、铁道部长顾孟余，以及陈公博、徐恩曾等先后前来“探监”，条件是只要写一个悔过书，就可以自由，但都是悻悻而归。

　　鲁迅评价陈独秀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

　　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释放政治犯，陈独秀于当年被南京高等法院提起释放，他在狱中被关押了五年。1937年8月21日，司法院下发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称：“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五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自悔悟……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以示宽大。”陈独秀对这一说法非常生气，出狱以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出狱后，老友胡适劝他去美国做“寓公”，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劳动部长，均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又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陈独秀未被利诱。

　　蒋介石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出面，请陈独秀当劳动部长，以每年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为筹码，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出面，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的共产党。陈独秀听后表示：“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5年牢，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要我组织新共产党，要我参加政府，真是异想天开！”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陈独秀出狱后，审时度势，批评了托派的极“左”主张，宣布与托派决裂，拥护国共合作，拥护中共的抗日纲领，积极投入全民族抗战行列。

　　陈独秀出狱之时，日军正在进攻上海。上海的托派有人要陈独秀去上海重振“党组织”。陈独秀说：“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1937年9月9日，陈独秀乘船离开南京赴武汉。

　　四川江津的最后岁月

　　陈长璞撰文说，爷爷的晚年生活，主要由我的父亲，也即他的三儿子陈松年及江津名绅士邓蟾秋叔侄慷慨资助和北大同学会照顾。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戴笠、陈立年等要员虽在经济上接济陈独秀，但都被爷爷一一退回。蒋介石通过银行汇寄款项，爷爷仍无动于衷，不予采纳。

　　1938年7月2日，陈独秀乘民权轮入川抵达重庆，出乎陈独秀的意外，来接的人很多，有高语罕、张恨水等人。十余天之前，陈松年已经先期抵达重庆。先住在重庆上石板街，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

　　8月初，应同乡及日本留学时同窗好友邓仲纯之邀至江津，1939年1月迁居邓仲纯开设的医院。翌年迁居江津县偏僻的山冈鹤山坪石墙院。

　　从此陈独秀闭门著述，很少参加政治活动，把主要精力用于继续撰写《小学识字教本》。这期间，陈独秀在生活上受到北大同学会的资助，同他接触最多的是何之瑜（何资深）。何之瑜是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的北大法科学生，他是中共早期的高级干部，此时在江津的国立九中任教。在学术研究方面，此时与陈独秀来往最多的是台静农和魏建功。

1942年5月12日中午约12时，陈独秀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饮用半小杯后腹胀。蚕豆花泡茶水偏方是医生介绍的，据说喝了可治高血压。但陈独秀所用蚕豆花中，有部分已经发了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成黑色，味道也不正。原来蚕豆花采摘时曾遇雨，晾晒了好几天才干，因此陈独秀喝完中毒。第二天清晨，陈独秀抱病写下“最后的政治意见”的最后一篇文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同日，有朋友来访，中午吃了四季豆烧肉过量，夜里难已入睡的陈独秀到半夜开始呕吐，吐后病情稍有好转。至17日，头晕目眩、多次昏厥。第二天，陈独秀派人去找何之瑜和邓初，他们两人以及陈松年赶来探视。如此挨到23日，有江津的两位西医前来出诊，“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减”。至此，陈独秀自知来日无多，至25日，他交代遗嘱。

　　1942年5月27日中午，陈独秀陷入昏睡，强心针和平血压针均无效，至晚上9时40分，陈独秀逝世，终年64岁。潘兰珍、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玮和长玙、侄孙长文、何之瑜、包惠僧都围在了陈独秀的身旁。弥留之际，陈独秀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务求自立”。

　　陈松年回忆说：“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在父亲的晚年全靠她料理服侍。她平时在家很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不亏是个工人出身。我们家人对她也很尊重，我们尊之为母，我儿辈呼她二奶奶。我祖母称她二娘子。”

　　在江津寓居时期，陈独秀并没有置身世外。陈长璞说，爷爷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多次举办演讲会、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激发广大知识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于晚年完成了文学方面的最后一部著作《小学识字教本》。

　　《小学识字教本》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南京入狱期间。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里，与他同监狱的濮清泉（濮德治）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谈到陈独秀的监狱生活时写道：“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钻研《说文》。据他说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我说有什么用处？他说，你不知道，用处可大了，中国过去的小学家（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难道没有用？我当然不劝你们青年人去研究这种学问，可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它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做科学的探讨。”

　　《小学识字教本》初名《识字初阶》,研究汉字的规律，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这是他倾注了很多热情，用心推究而成的书，也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书。在狱中，他完成了初稿。

　　此后陈独秀续写书稿，1940年11月上编完成。国立编译馆向陈独秀约编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稿，并预支稿费5000元。但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致函陈独秀，书名用“小学”二字太深奥，要改书名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复信不允。这样一来，书稿只是油印了50份。陈独秀虽然经济拮据，但也不肯去动用预支稿酬款。在贫病交加之中，他仍继续撰写此书，他托魏建功、台静农、何之瑜等人为他抄录、整理原稿并联系出版之事。同时，他续写下篇。1942年5月13日，当他写到“抛”字时，陈独秀病倒了，遂成绝笔。

　　影响陈独秀写作进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居所失窃。《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书稿的被窃，“偷儿也来光顾过他一回，弄走了两口箱子，到后面山洞头打开一看，全是稿子，偷儿气得要死，点把火给烧了”。这对已经贫病交加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他带着病体，凭着记忆重写此书。

　　陈独秀的人生轨迹，正如陈长璞所述，爷爷的一生，为开启民众心智沥尽心血，为社会运动历经坎坷，始终顽强地坚持着爱国、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