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导演18年圆梦之作《一九四二》今日在全国公映。本片酝酿18年、筹备9个月、拍摄135天、横跨7地、制作8个月，耗资2.1亿，汇集张国立、陈道明、李雪健、张涵予、范伟、冯远征、徐帆、张少华等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戏骨与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洛迪、戛纳影帝蒂姆·罗宾斯同台彪戏。

《一九四二》由刘震云编剧。反映的是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旱灾难，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和痛苦、希冀和愤怒；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蔑视加深了这场灾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失败的命运。

 冯小刚：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

 我是在近20年前看了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对我触动非常大。它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通过这个小说、这段历史，让我重新去想我们的民族性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从哪来的。其实在1942年这一年，下到饥寒交迫的灾民，上到统治者蒋介石，都在扮演灾民的角色。灾民沿街乞讨是为了能活下去，政府和蒋介石也在向世界列强乞讨，乞讨他们能伸出援手。所以把它拍成电影，观众通过影片对民族发生的灾难以及人们在灾难中的表现有一个了解，非常有意义。

这个电影一定要拍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也是在拍电影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了我们的民族。也希望观众通过电影，对民族性有一个接近真实的认识，这对未来的生活很重要。

这部电影就像是一面镜子，将那段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带回到我们的面前。希望观众通过电影对民族性有一个接近真实的认识，这对未来的生活很重要。

 刘震云：灾难，我们拒绝遗忘!

 那一年，我的朋友钱钢准备编一本《中国灾难史》，希望从中看到中国人是如何从灾难中走出来的。在1942年，他选择了当时最严重的灾难——河南旱灾，并把这个灾难的写作任务交给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我竟然从不知道1942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旱灾，严重到死了300万人。一个人的去世是去世，许多人的去世就是数字了。钱钢告诉我，二战时期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的有100万人，1942年河南就有相当于3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死于旱灾。

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我向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问及这场灾难时，却发现他们无不选择了遗忘。这么严重的灾难，人们为什么会遗忘？这样的震惊和疑惑，迫使我进入对1942年的探究和写作。

我把1942年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发现历史上河南的旱灾非常频繁，从东周到1942年，基本上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旱灾，而每次旱灾的记录里都有人吃人甚至更惨的景象。这样的记载，头一次看触目惊心，看多了就习以为常了。这也回答了我心里最初那个问题——为什么这场灾难的亲历者选择了遗忘。我还有更多的发现，也就是白修德的发现——300万人的死，不仅仅是因为自然灾害，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战争和政治环境。

对当时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电影的最后，老东家发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为什么我要逃这个荒？”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样失去亲人的小女孩，瞬间互相成为亲人，如果不是在1942年那个极端的环境里，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变异的状态里，人心里的精神支点得到了最大的彰显，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那份亲情，那抹人与人之间善良的光芒。

热评：不仅仅是一场被遗忘的灾难

《一九四二》是冯小刚的《活着》，诚然，更准确的片名是《死了》或《死了三百万》。这不是一部典型的冯氏影片，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反冯氏作品，在这里，你终于体会到那个嬉笑怒骂的痞子外表下，深藏着一个悲观几近绝望的老文青。　《一九四二》最花钱的地方，估计是逃荒逃难的场景延绵不绝的长龙，渗透出无限苦难。这是我们民族无尽苦难中的一章，被世人遗忘了，又被刘震云、冯小刚用文字和影像再现了。仅凭这点，它的温故价值便值得称道。

从表面看，这场狂风是旱灾和蝗虫带来的饥荒，但跟许多自然灾害一样，真正的灾难制造者乃是人，更是超越人的机制。反映这个机制才是该片最出彩的地方，如此巧妙，透出一抹黑色幽默。本片的全景式刻画，无疑证实了冯小刚的观察力不限于某个阶层，他对中国社会上中下各层的精准把握，在刘震云原著的扎实支持下，取得了类似索德伯格《毒品网络》那样宏大又细致的效果。《一九四二》显然拍得很用心，叙事功底只是他的工具而已。这样的作品往往有丰富的潜台词，它融合了创作者对国家、民族、生命、死亡、历史、制度、宗教等宏大命题的长时间思考，于是，它令人回味，逼人反思。（周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