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为李大钊在图书馆事业上之朋侪，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奠基人，被誉为“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

先生乃皖之奇才，学誉中西，是近代史上唯一看过四库全书及四百余种外国杂志之杰出学人，也是首位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任职的中国留学生，与陶行知先生、胡适之先生及姚文采先生为同一时代之徽州俊彦。一生为中华民族新文化、新教育及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

先生之家世及对洪范五之培育

洪范五先生原籍徽州绩溪，1893年出生于休宁县万安古城岩下、水南桥边之桑园村，与1891年出生休宁县万安涨山铺之陶行知先生小二岁。

据洪氏族谱记载：洪氏九世念一公从横城迁入绩溪洪村后，曾经繁衍至今就有二十二支，其中十支36世海荣公迁至丈尺山。楚辞《严忌<哀时命>》“负担何以丈尺兮，欲伸腰而不可得”，丈尺山海拔695米，处绩溪县中部，今属绩溪楼基村管辖，丈尺山“风清气暖，水秀山明，前朝蓬勃，后倚北屏，草木四时畅茂而无风霜寒暑，春有锦绣神谷花，夏有莲飞白云，秋有虎溪月，冬有今山习，其田美，其食足，是个山清水秀好地方”。

据族谱载，自弘世海荣公至37世智珊公、38世庆益公、39世祥宁公、40世王忠公、41世元领公、42世宋亨公、43世德星公、德运、德伸公、仅44世茂字辈的各支男丁总数达75人之多，如此多的后代，丈尸山为何能容纳得下呢？并亦由于1851年-1864年清剿太平军之故，至洪范五之父46世登字辈，即洪柏寿公由绩溪迁徙至休宁万安桑园村落户，辛勤耕种，并习经商，后并迎母至桑园村奉养，并携其弟登奎至万安镇经商，创振泰米行。伯寿公艰辛勤劳，日后生活宽裕，遂与同邑迁居休宁屯溪阳湖之江太夫人结婚，育长子有丰（洪范五）、次子有隆（根）、三女熙春（时）、四子有章（洪郁文）四人。

先生之父洪柏寿，读书不多，但见识广博，具勤劳、坚韧之品格，据当地长者回忆，伯寿公绩溪来时一肩挑，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在万安立足后，陆续经营或合伙经营鼎裕米行、鼎吉酒坊、涨山铺酒坊及益达酱园、亨达酱园，后置田产，并在桑园村建置恒产，建有逾半房屋，共有十余开间，除家人居住外，以不及纳税之半数，赁于其他人居住。在村中行善、义修道路、热心公益、颇有建树。

范五先生幼时，其父洪柏寿送其至万安古城岩下对河之下水南吴华甫私塾受业，晨读书，晚归放牛，二年后，父洪柏寿，乐意范五与邻村之陶行知一同在歙县中西蒙学馆（后改为崇一学堂）攻读，师从程修兹、唐进贤。

先生幼时之良师、国文教师程修兹，祖籍绩溪，长期定居原休宁县屯溪隆阜珠里村，为中西蒙学堂创立者，亦是皖南新教育之先导，在中西蒙堂（后改为崇一学堂）执教，后在1921年经陶行知举荐，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周恩来之校长）之邀，任南开大学国文教师，1925年因时局原因返回休宁，执教安徽省立二师（即休宁中学前身）、徽州女中（即屯溪隆阜中学）等，在五十年的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一大批徽州及外籍学生出自他的门下，出现了像陶行知、胡适、洪范五、姚文采、张宗良为代表的“人才群体”，固然有社会背景及本人之苦学奋进之决定作用，但名师之学高、人格品行之超群，对他们学童时期之启蒙诱导，催化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此点在洪范五手书、各界名流同启之《绩溪程修兹先生八十寿徵文启》中不难得到诠释。

先生之生平中，11-12岁一段曾在万安亨达酱园作过学徒,其父从商亦崇文，原可率长子洪范五务农经商，但柏寿公以见识广博之远见，不以己身之需求，促其长子继续学业，故在崇一结业后，1910年17岁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攻读文科，在大学读书时，即热爱图书馆工作，一面读书，一面兼任金大图书馆助理，1916年毕业于金大，获文学师学位，留校任图书馆副馆长，1919年而得金大图书馆主任英籍教授克乃文教授介绍，进入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专攻图书馆专业，于1921年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从而在国内外接受了图书馆学的系统训练，为毕生从事图书馆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书海拓荒，跨越两个时代之终身奉献

我国古代藏书传统源远流长，形成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及寺院藏书之四大藏书体系，历代都有藏书机构，原藏书楼或楼阁，清代有子渊阁、文澜阁、文渊阁等，承担了文献传承的重要职责，但忽略了其使用价值，藏书楼“书不借人”、“书不出阁”以藏为主，晚清以后，中国因时代之演变，开始逐渐由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之演变，在这一变革的时期，洪范五先生1919年经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所学知识，影响了洪范五先生图书馆学思想的形成。“人人有阅览之自由……以最经济方法，使最良最新之书籍，流通于最多数人民，收最大之效果”，在这一历史的变革中，洪范五先生提出了对图书馆事业的本质认识，倡导“宋之尊经阁，清之文澜阁，保而藏之，秘而不宣者也，须公开任人参阅”，开启了藏书从闭而开的历史转折，并以一生历经两个时代之奉献，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进行了实质性的探索与实践，既作出了理论论述之研究，思虑上得之最深，行动上得之最实，对国家怀揣赤诚，对事业一丝不苟，执着追求，淡泊名利，牺牲奉献，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引路人。

在民国时期，1921年由美学成回国，受东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校长郭金文聘请为东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1927年至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图书馆主任。

1928年至1935年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洪范五出任教育部请清华大学教授兼国图书馆长。

1933年，罗家伦任中央大学校长，聘请洪范五为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长。

 新中国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对洪范五先生仍十分器重，即被任命为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2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业务指导后任副馆长。又兼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主任。

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聘任洪范五为该委员会图书组组员。

1963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聘洪范五为图书组组员，直至1963年病逝，享年70岁。

先生从求学到出国专修图书馆学，回国后开始图书馆业，经上述之丰富阅历，历经时代变迁，至新中国成立，跨越两个时代而至终身奋斗不息，敬业不辍，建树颇丰，从理论至实践，为国家图书馆业、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之贡献，将名垂千史，可谓是“图书馆拓荒者，旷代家师启后人，亦教育界先导人，满园桃李泣春风”。

胡适：“范五先生虽是寄居休宁，原籍也是绩溪人，他是我国最早的一位图书馆专家，对于全国图书馆的发展贡献极大（“台北联合报”载）

（三）

薪火传承，是我国高校新型图书馆的开拓者

在东南大学时期，洪氏认为一所理想的大学必须有设备完善的图书馆。郭秉文校长同意他的建议，当即发起向政府及工商界呼吁，筹集建馆基金。于1922年1月开工，一切建筑设备，均由洪氏会同建筑师主持，历时两年于1924年4月落成开放。建筑面积7300多平方尺，分藏书楼、办公室、图书馆、阅报室、杂志室及陈列室等，一切设备均适合现代图书馆的需要，为当时国内各大学图书馆之冠。定名为孟芳图书馆。洪先生任职东大这六七年间，从筹建“孟芳图书馆”到办训练班培养图书馆人才，从硬件到软件，为中国高校的新型图书馆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清华大学时期，罗家伦校长任清华大学校长时，邀请范五先生到北平出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洪先生到校后擘画周详，首先改革借书制度，以便利师生借书，提高阅读率，并为清华大学购进杭州杨文滢的丰华堂藏书，使得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大为增色。这批藏书共计四万七千五百七十六册，其中宋印本，文物价值与参考价值均很高。使清华大学图书馆具有近代规模，可与他手创之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图书馆相媲美，成为当时大学图书馆的榜样。

在中央大学时期，洪先生在中央大学，仍是认真细致地指导和主持图书馆的改进工作，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藏书建设方面，注意学术期刊的配套工作，增订四百余种外国杂志，将英、美、法、德各国重要期刊补齐。

1937年7月，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洪氏将图书馆全部图书及期刊装箱启运，历经千难万险，此全部书刊终于安全运抵重庆沙坪总校及柏溪分校，在临时建筑的房舍中开馆阅览，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保证了中央大学师生的教学与研究质量。

抗战胜利后，洪先生又将“中大”全部图书运回南京。解放前夕，他参加了护校运动，使图书馆藏书得以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使用至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台湾光复后，利用暑期，应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先生之邀及台湾省教育厅长许格士先生之邀请，去台湾讲学，并指导台湾全省图书馆业务，对台湾图书馆之馆藏整理与改进颇多裨益。

1949年12月，他被调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业务指导，后任副馆长。在此期间他编印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书目》等15种馆藏目录。当时他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了《全国四十七所高等学校图书馆西文期刊联合目录》。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亲书：“贞艰卫文物，风义感朋侪”。

（四）

洪范五先生一生追随陶行知

陶行知仍是洪范五先生之引路人，洪范五与陶行知乡谊深厚，情同手足，生死与共，乃洪陶俩先生之祖传情谊之延续所致。

洪先生与陶先生之先辈，系绩溪、歙县二邑人氏，处在同一时代，迁徒休宁万安，艰苦创业，立足谋生，据考在酱园业内就有合作，共同经营亨达酱园，范五先生十一、二岁，并曾经在店内作过学徒。

陶行知、洪范五先生在1891、1893年相继诞生于安徽徽州休宁县万安镇之万新村（亦即古城岩下之涨山铺和桑园村，两村紧邻，均在万新村辖内），在其以后俩人生涯中，可谓一生相随、相伴、相助。在一些领域是最佳合作伙伴。

先生幼时启蒙于下水南吴华甫塾馆，后即在1898年6岁左右陶行知已返歙县，因父辈相熟而即去歙县城内徽州中西蒙学堂，后改为崇一学堂攻读，与陶行知、姚文采同窗，三人同居一房间。

1910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后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陶行知即直接升入金陵大学，1911年陶行知在金大学习时，即动员家乡姚文采等来金陵大学求学，经姚文采老先生回忆“陶先生在大学途程上，在我们徽州和我们这一辈子他是做了开路先锋，我们在杭州见到了陶行知，他动员我‘进大学深造去’，我就在他这样说到做到的感召下进了金陵大学，后来方槐杰、洪范五……等也因他的鼓励而进了金陵大学”。

1914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毕业，授予美国纽约大学承认的文科学士文凭，后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1915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秋转入哥伦比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1917年获哥伦比业大学师范学院都市学务总监资格证书。

1916年洪范五经金陵大学图书馆长介绍赴美进入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习，该校亦是由哥伦比业大学创办，此段经历，成为与陶行知同校之同学。

1918年，应南京高等师范校长郭秉文（连续三届被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并亚洲分会会长，成为二十一世纪在国际教育、科学、文化舞台上最活跃的领军人物）之邀，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亦即后来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前身）教务主任。

1921年，洪范五先生在南京高师扩充为东南大学之时，亦被校长郭秉文聘任为东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在此洪范五与陶行知又成为同校之同事。

1922年，陶行知出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洪范五出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机关刊物《新教育》杂志教育书报目录选编组编辑员。

1920年，洪范五又参与由陶行知、胡适等人共同发起筹建安徽大学，历时八年，1928年春正式成立，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是安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1923年，洪范五支持陶行知与姚文采创办南京安徽公学和晓庄师范，陶行知为校长，姚文采为副校长，洪范五为校董，积极支持配合，勤奋工作，贡献良多。

洪氏留学学成归来，住陶行知住所，洪范五后建柏园住宅落成，行知移居柏园，俩人一生休戚与共，志同道合，贡献卓越。

陶行知1946年夏自渝经南京去上海时，至柏园访旧居，一花一木难寻旧时景象，餐叙时更是感叹不已，后去上海，当年7月去世。俩人先后同在徽州休宁出生，俩人先后同在上海驾鹤西去，俩人最终亦同葬南京安息地。

（五）

情系桑梓 关心家乡教育和图书馆事业之发展

前清安徽在南京之长者，创办上江公学，供乡子弟来南京求学，后停办，民国十二年（1923年）洪氏参与筹办安徽公学，由陶行知、姚文采为正、副校长，抗战时迁屯溪，设立徽州分校陶行知、胡适、姚文采发起成立省立安徽大学，1928年春成立，洪氏也曾参与。

对桑梓教育十分关怀，民国十一年夏，先生应安徽省教育厅举办暑期讲习会之约，前往讲图书馆教育，此后全省纷纷成立图书馆，对于促进全省文化教育影响至钜。

五四运动之后，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对其思想互为引证，开风气之先，从此安徽省每年派遣官费生出国留学，得益者颇不乏人而，回国学生皆学有专长，使安徽教育放异彩。

先生自古喜爱收藏，遇有善本，不惜重金购买，休宁明代万历年间的《齐云山志》，现仍存清华大学，就是先生功劳。他平生收藏有十大箱书籍，因战争迭起，于1949年1月命长女洪余壁运回家乡，寄存在屯溪阳湖胡寿山庄，建国后不久，由屯溪文化馆代为保管，后先生主动与安徽省图书馆联系，全部无偿赠与安徽省图书馆，书上均有洪有丰藏书印记，这是他对桑梓的一特大宝贵之贡献。

万安原徽州二师图书馆藏极为丰富，线装古籍贰万余册，多为善珍本，1940年秋，免遭日机轰炸，洪先生慨然将万安桑园住宅借予学校藏书，劫后余生赖以保存。

洪范五先生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31岁时，亦即洪先生学成回国后，被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聘为东南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之第二年，思乡之情怀，关心家乡教育之殷切，赴安徽二师即今之休宁中学作了[图书馆中教育]之演讲（原件附后）：

后胡晋接校长亦多次去信，对洪先生之关怀及探讨家乡学校建馆之事，甚表示感谢！

（六）

行为操守，亦为人范

“父亲身教处事，顾及别人，不知有己而无悔也，父亲以专业为重，不求名利。”子，余庆忆。

范五先生之尊师重道：

吴华甫为先生之启蒙老师，住万安下水南村，先生在南京任职返乡之次日，必往拜谒，吴华甫先生于1931年至汉口访友，适长江大水受阻，在武汉受围，范五先生接其由水路直达先生在南京之柏园住所，一直奉养以终天年。

程修兹先生为先生在崇一学堂之老师，经常旅游南京、华北，至南京必下榻柏园，一住半年或一年，照料周到。

程仲沂先生，系屯溪湖边人，系陶行知与洪范五先生等人发起创立之，并荐程任安徽省立第四女中校长（隆阜女中），系年长之名学者，洪尊之若师，告老至南京，必住柏园数月，视如家人。

胡晋接为原安徽省立第二师范（今休宁中学）校长，年长之名学者，校址为万安镇，洪每由南京回万安桑园故里，次日则去请益；返京前夕，必去辞行，常与胡话旧及讨论学校之改进事宜。

1931年夏，洪范五先生及四弟，率子余庆，由南京返乡，为父母祝贺60寿诞，率子辈同往业师吴华甫、程修兹及程仲沂处请安，并当面邀请届时至万安桑园欢聚，次日又分携礼品到来贺者家中道谢，见业师则携子同跪谢。程仲沂住屯溪湖边，家距万安约四十华里，辞别时牵马离程府数里，始跨马而归，并告子此皆“礼”也。

1937年，罗家伦长国立中央大学，抗战军兴，中央大学迁校重庆，当时，家伦双亲居杭州不安全，洪氏毅然为其双亲安顿在万安镇冯氏住宅，使家伦无后顾之忧。居住三个月，后去长沙，镇上无人知有远来客。

从事业上讲，洪先生为学贯中西、见识丰富、大器早成、创造力非凡，贡献卓越，属于图书馆事业开创与奠基之第一代。从个人之品格、行为操守，秉性淳厚，事清至孝，待人真挚。洪范五把图书馆事业视为“我的生命”，呕心沥血，辛勤耕耘，饱含深情，无限忠诚，对国家怀揣赤诚，对工作一丝不拘，从一而终；对读者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对文献，保护周余；对同事，以身作则，待人忠厚，以诚相待。著名图书馆专家刘国钧在《敬悼洪范五先生》一文中说：“我早在1917年初就认识了洪先生。由于他的指引，我走上了图书馆学这条路，四十多年来，我受到不少教益，使我最难忘的，就是他那热情洋溢的待人态度，说起话来，有时娓娓清谈，循循善诱；有时纵情欢笑，不拘形迹，但没有一次不使人感到他的真挚、和蔼和诚恳。至于他做事的风格，不慕虚名，不图近功，实事求是，稳扎稳打，更是我想学而未能的。洪先生真是我的良师益友”。休宁万安乡友耄耋老人杜延年先生缅怀洪范五先生在抗战胜利后曾返万安，为母庆寿时，民国时期休宁县长芦慕曾（日本武井军官学校毕业生）骑马至万安老街，下马牵马走路至万安桑园洪宅贺寿。洪范五后在万安老街与杜见面时，曾和他讲：凡事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一做人的道理使他铭记在心，终身难忘。

（七）

简   言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馆是教育第二个课堂，是教育事业重要之一翼。洪范五先生毕生为中国图书馆事业鞠躬尽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为中国图书馆学上作出了理论与实践之赤诚奉献，将被载入史册，供后人珍惜、借鉴、传承、发扬光大。

洪范五先生，与陶行知先生俩人，乡情谊厚，志同道合，共同在教育战线上两翼之不同领域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之伟大胸怀，一心为国、为民，创造了不凡业绩，留下了宝贵精神遗产，达到了个人各自抱负的最高巅峰，为世人所传颂，陶公并被授予世界文化教育名人，名闻天下，光辉永存，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彩。时光将渐行渐远，斯人亦越走越近，世所供仰，人所同钦，这是故乡人民之骄傲，亦是徽州之光荣，安徽之永久荣耀！（黄山市陶行知桑梓文化研究会基础课题研究组）

相关新闻：

缅怀洪范五先生，重走故乡路

——纪念洪范五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参访活动纪实

参访人员在万安桑园村洪范五故居留影 

2013年10月31日—11月1日，东南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政治大学图书馆（台湾）四校联合举办了“纪念洪范五先生诞辰120周年暨图书馆学思想与实践论坛”活动。

洪范五先生1893年11月22日（农历10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万安镇桑园村，祖籍安徽省绩溪县十四都丈尺山村，他幼年启蒙于万安下水南山村私塾，后入歙县崇一学堂学习，与陶行知、胡适之等成为同学，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共同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

本次论坛邀请国内著名图书馆史学家、论坛发言人及洪范五亲属前往安徽休宁，包括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馆长、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范并思教授、东南大学图书馆顾建新馆长、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余海宪馆长等一行17人，前往洪范五老先生出生地等处参观考察，重走先生当年学习、 生活的故乡之路。

休宁一行，参观了洪范五出生地——休宁万安桑园村故居，并与洪氏族人亲切交谈。并参观邻村陶行知出生地万安涨山铺老八房；万安老街洪范五祖父经营的酱坊、陶行知就读的吴尔宽私塾等处。以及休宁中学校史馆及图书馆，洪范五先生曾在此发表“图书馆中的教育”演说。

休宁的参观活动得到黄山市陶行知桑梓文化研究会，及休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状元之乡的淳朴民风和悠久文化，给本次参访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责任编辑：万宏民】